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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父亲还谈到老专家的退休问题。他不主张让老专家和行政人员一样，到时候就退。

父亲从发挥知识分子才能的角度，还谈到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问题，谈到知识分子任重道远，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那天，父亲语重心长，再次对知识分子深寄厚望。

这次采访报道，《光明日报》有意选在9月1日发表，因为那天正好是党的十二大在京开幕的日子。打开那天的报纸头版，除十二大的重要新闻外，就是父亲谈知识分子问题，宣传效果出奇的好。

十二大闭幕不久，《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来采访时，父亲又重点大谈了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这比与《光明日报》记者谈此问题时更广泛深入了。

父亲说：“轻视知识、轻视科学、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本来是愚昧和落后的表现，作为旧社会的一种遗产，在我国社会上有很长的历史。在我们党内也有反映。再加上‘左’的思想影响，在我们一些干部的头脑里，就存在着轻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这也有很长的历史了。”

父亲说，为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一些错误言行给予批评，甚至斗争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能没有正确的政策，离不开科学技术，离不开知识分子。而在很多部门和地方，他们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护，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问题就是不能很好地解决。这应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知识分子的学衔、职称问题要很好解决，生活待遇也要研究逐步解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收到不少知识分子来信，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收到信后，父亲不是原信照转，而是把他的看法和意见同时提出，有时他甚至大声疾呼，为尊重知识，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摇旗呐喊。他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说：建国后，我们培养的中年科技人员已成为科技战线上的主力军，他们已是50岁左右的人了，“要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此其时也！否则老之将至，悔之晚矣！”

对当前群众意见较大的评定职务级别的问题，父亲说，对科技干部的职务晋升，不要“片面强调有何著作，发表过什么论文……据说在此风影响下，有的医生不愿看门诊管病房，有的教师不愿上课教书，有的科技人员不愿动脑子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却埋头写论文”。

父亲主张：“晋升的条件还是强调德才兼备的原则。首先看他对本职工作完成得如何，服从分配、安心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也是一条重要标准。一个工人在实际锻炼中，达到工程师的技术水平，就是没写论文，也应提为工程师。”

永远的牵挂（2）

父亲的这封信，后来在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科学院的文件上，及一些报纸上，都全文或摘要发表了。可见它是有说服力的。

1982年6月，父亲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反映老专家退休问题。他认为反映的问题需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便立即给胡耀邦写信。信中说：茅以升和京、沪一些老专家，对动员他们退休，思想波动，意见很大。中国科学院也有类似反映。建议对“研究员、工程师、医生、教授等所有专家、学者、文艺家，在不担任行政领导时，除非自己因种种原因提出退休要求外，一般仍可继续从事他们的研究和著述工作。而且，这项著述任务同样列入单位的计划里，同样给予保证和支持，配备必要的助手。不要称他们为退休人员。有些还可以授予荣誉职务。因为从专业上说，没有什么退休的问题，年岁越老，造诣越深，贡献越大”。

胡耀邦阅后，即安排中央书记处讨论研究。书记处原则上同意父亲的意见，只是强调还是要有退休制度，要有一个年龄限制。

半年后，父亲从简报上看到植物生态学家、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侯学煜又对退休提出意见。父亲坐不住了，当即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写信，说：“我再次表示对科学工作者，特别是那些有造诣的老专家，不宜采用行政干部定退休年龄到时一刀切的办法。对他们的行政领导职务当然可以按规定年龄退出。但对他们参加第一线的科技工作，不要规定何时一定退出。如果他们的健康状况允许，本人又自愿干下去，应该给予照顾支持……因为他们都还能继续工作，带研究生，搞课题，著书立说等，这些都不会影响机构老化和提拔中青年干部。这方面的政策，请再斟酌。”

父亲办事认真执著，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一定会据理力争。这次为老专家的事，又牵扯到政策问题，所以他更是坚持己见。他说，像钱学森、钱三强、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