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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舞！舞！》，2002年，108页）

我的的确确需要你，你是我自己，我是你本身！告诉你，我在一个地方——莫名其妙的地方——割开什么的喉咙来着，磨快菜刀，以铁石心肠。像修建中国城门时那样，象征性地。我说的你可理解？

（《斯普特尼克恋人》，2001年，190页）

作为忠实读者，我思考着这些“来自异界的信息”究竟想要表达什么，而且是不停地思考着。虽然被堇追问道“我说的你可理解”，但最终也还是懵然不解。

最后我想明白了，那就是“这些信息里没有意义”。

就如羊男一口咬定的那样，“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意义那玩意儿本来就是没有的”。这就是决定我们如何解读来自异界之信息的元信息。

原来，我弄错了解读的方法。

我们通常爱搞错原因和结果。

来自异界的那些无法理解的信息，不啻一把“钥匙”，能够解释在“我”所栖居的人类世界中所发生的不合逻辑的事件。过去我一直是怀着这种确信去阅读故事的。为什么我会如此深信不疑呢？为什么没有考虑过另一种可能性，即在无法理解的信息中其实并“没有意义”？

想来，这都是因为我们的精神无法###受“没有意义”这个事实。

我们总是深信，“看上去没有意义的事物，也一定有着某种隐藏的含义”。我们之所以死死揪着“神秘之事”不愿放手，也是由于这个缘故。

只有被告知，貌似没有意义的事物“其实别有含义”，我们才能放下心来。

因为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无意义的事物就是无意义”这句话。

然而，作家们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赋予这句话以真实感。比如《城堡》的作者卡夫卡、《局外人》的作者加缪、《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作者海明威……村上春树一定是延续着这些作家们的谱系。

在“我”所栖居的世界，由于“邪恶力量”的介入，“我”和“我”所爱的人们一再受到伤害。但是，这些不合逻辑的事件的“真正意义”，直到故事最后也没有被挑明。

想想看，还真是“不合常理的故事”呢。

不过，在逆向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方能管窥到其中的意义。

所有的这些故事都在固执地讲述着一件事：“世上无端地存在着邪恶的力量。”

对我们而言，受到邪恶力量侵害的经历简直就是家常便饭。然而，我们却试图将这种经历“合理化”。

被毫无爱心的父母一顿殴打，被不正经的教师无端痛骂，被愚蠢而自私的同学残酷虐待，被只知道欲望和自恋的异性大肆掠夺，被愚蠢的上司胡乱评定，被不治之症意外地缠上……此类经历真可谓数不胜数。

尽管如此，我们注定会去尝试着把这些消极的经历“合理化”。

我们企图用种种理由来为这些消极经历开脱，说它是旨在提升我们的具有教化意义的“考验”，或是对我们自身过失的“惩罚”，抑或是为让我们达成对人性更高理解的“教训”，或者是因社会制度的不完善所导致的“结果”等等。

我们自身遭受的创伤和损害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却不能正视这个事实。

因此，不管是“体系的缺陷”也好，还是“精神上的创伤”也好，抑或“死胎化作怨灵出来作祟”也好，我们总是愿意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是由于某种相应的因果关系才发生的“合理”事件。

但是，只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谁都能想个明白：几乎所有让我们受伤、受损的“邪恶力量”，都并不具备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教化因素和惩戒因素。它们降临在我们身上，并没有任何的必然性，就如同玩笑一样，没有任何目的，而仅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让我们受伤和受损。

村上春树淡泊地描述了人们遭到“邪恶力量”毫无意义的伤害和毁损的经历，反复地、甚至是执拗地叙述着一个事实：这些经历其实并“没有任何意义”。

在《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中，杰对“鼠”讲述了家猫的前爪惨遭蹂躏的事情。他曾猜想过会不会是给汽车轧掉的，可那伤口未免也太过惨不###睹了。因为就像是被谁用老虎钳夹过似的。

“不至于吧。”鼠摇摇头，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有谁能打猫爪的主意呢……”

杰把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