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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散宇宙内，形浪濠梁津。（虞说《兰亭诗》）

嘉会欣时游，豁朗畅心神。（王肃之《兰亭诗》）

抱朴镇有心，挥玄拂无想。（支遁《咏怀诗》）

寂坐挹虚括，运目情四豁。（庾阐《衡山诗》）

万物可逍遥，何必栖形影。（张翼《赠沙门三首》）

玄言诗中的这类“理趣”——诗人对自然与人的联系，自然的本质与人的本质，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等等的思考和体悟，一种对大千世界变幻不居和空明彻悟的感受，为后来“神韵”在文学（尤其是在诗中）作为一种哲思—美的审美意识和理—趣的美的标准，铺垫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基础。另外它在诗路开展上的超越无羁以及风格上的灵动而又收敛，也都与后来成熟的“神韵”的标准有内在联系。在紧接其后的优秀诗人如二谢、陶渊明等人身上，都可以看到玄言诗为他们诗作中的“神韵”所打开的空间，乃至所树立的内涵和基本风格上的标准隐隐在内。此外，玄理来自散文和佛经，但士人又以诗出之，这除了表明中国诗歌传统在士人精神生产中的巨大惯性外，本身也暗示着玄理所具有的在诗这种最大限度地使用了语言潜能的方式中呈现自己本质的某种契合性，这就为紧接着它的山水诗乃至其后五彩纷呈的诗歌创作中“神韵”的理趣因素走出了第一步，尽管这第一步走得极为笨重。

经过魏晋玄学这么一个在哲学意义上的本体和主体两个方面的思考体悟，着实下了一番功夫的历史时期，玄学中的核心内容——老庄思想和佛理（后又演化出禅学），直接影响了中国古典美学史上提倡“神韵”最力、最有影响的司空图、严羽、王士祯三人。体会一下，在他们或用风格论的形式、或借禅悟的比拟、或以南宗画的意趣所倡导的“神韵”中，最本质、最内在的正是一种对于生命存在完满自然状态的爱惜和强调，一种对自然状态中的生命情致化入艺术创造的体悟与思索。这种完满自然状态的基本特征就是不违大道，不用理性切裂，而是生命的化入大道。所以，玄学思辩对于“神韵”发展成为一个审美范畴，实在是有着本体感悟意义上的促进。

五．在山水韵律中感悟生命的隽永

玄学的实质是在宇宙关系中体悟、把握人的生命存在，因此，欲把对生命存在的自觉意识和精神自由的渴望在哲理感慨中传达出来，尤其是当这种发现和感受是个人实实在在的有悟于心，犹如发现了一个鲜活真切、没有任何外在束缚的全新自我那样兴奋异常时，人们十分迫切、首先要作的就是把这种发现和感受“说出来”。它是生命意识、精神自由一经发现一经感悟后抑制不住的直接倾泄，尚来不及也无意于沉静地将这种自由超脱的心灵融入文学创作中。这就是玄言诗成为一时风尚的内在心理。它是真挚的，但毕竟是冲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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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神韵”：生命意识的审美散发（9）

然而，当这样一种急切的渲泄过去之后，慢慢平息下来，沉稳下来，人们就会很自然地、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本能地体会到心灵超越、精神自由作为一种美在文学创作中“润物细无声”般的融和力、渗透性，体会到生命意识与真正的艺术创造之间内在沟通的逻辑必然性。生命之美、精神自由之美需要转化为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真正体现人们美感的美的凝聚。因此，玄言诗的短命是合乎逻辑的。到了刘宋初期，便出现了谢灵运、颜延之等作家（稍后又有鲍照），他们以山水诗的写作，替代了玄言诗的直接倾泻。

必须强调的是：山水诗在文学上是对玄言诗的否定和取代，但在“神韵”作为内在意蕴的意义上却并不是否定和取代，而是转换和转化。宇宙关系中的生命存在，由哲学逻辑性的思考与直觉体悟，转化为山水自然中生命状态的显现，那种抽象然而令人神远的玄理极为自然地“淡出”，化为具体生动的山水之美中若隐若现，而又意味深长的一丝意绪。

晋宋时期山水诗中所发散出来的“神韵”，其意义并不是一般描写技巧或风格情调上的，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将玄言诗中那种哲理直白式的生命意识置于一种以秀美山水为表征的宇宙关系之中，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生命情致与宇宙万物形成了一种意趣深远、回味悠长的呼应。人不再是孤立地、仅限于其本身地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而是在与山水仿佛具有的某种精神意蕴、生命韵律中来感应人的生命存在。也就是说，玄言诗中那种过分专注于人自身的生命哲学，转变成了在宇宙自然作为一个有机生命的整体关系中人的生命存在的思考。人敏锐地、原创性地捕捉了自然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