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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１日，毛泽东给罗写了一封信，上面说道：“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使研究与性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会务之后盾，三也。”

罗学瓒后来参加勤工俭学留法预备班是学的教育，到法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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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从事华工教育工作。

关于培养人才，蔡和森复信中，谈到他们两人的一些共同看法：“润兄七月二十六日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学会之会员，须加以充足的物色与罗致，不当任其自然发展也。至于求才，其方亦自多端：１、遇；２、访；３、造。遇中得人，一见倾心，此属特别少数。

访中得人，其数不定，自身之吸力大同化力大者，所得必多，反是不得不少。造之一层，尤为必要，尤较可靠。“这种”造“的想法，大概是毛泽东信中着重谈到的。当时何叔衡、陈章甫等一批学会会员，都在长沙的楚怡、修业、周南女校等校教书，那时有些”小学生“的年龄比较大，程度比较高；中学和专科学校，则更有发展余地。毛是一直注意长沙这个基本阵地的，因此他想把罗学瓒也留下来。

蔡的信中接着说：“造分两号：一是造相遇相处之同辈，二是造幼龄之小学生。

前者如兄来京时，便当施行；后者则弟甚望同辈中多出几个小学教员，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来书‘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

‘弟深以为然。“

１９２１年，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以及附设补习学校和初中班）之后，毛泽东的这种理想，才终于实现。

为了向外发展，当时学会中许多人都已离开或正准备离开长沙。

根据各种情况和条件，特别是湖南青年不满现状、思想激进的很多，毛泽东认为长沙是学会最重要的基地，尤其在培养人才方面，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代替。他很不同意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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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骨干何叔衡、陈章甫等再到外面去，这样，学会就可能浮游各处，而没有后方了。后来他们都终于留下来，同毛一起在湖南活动。蔡和森是很赞成毛这种深谋远虑的。他在复信中引用毛信中的话说：“若其大意，则在‘吾辈总要如何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以为后来活动地步。

‘吾兄颇以去长沙为遗恨，弟则久思所以补救之方。“

他也不同意陈章甫再去日本，以为留在长沙的学会同志，应当“毅然决然就省中教席，以与鼎丞提挈会中大事，三四年后，必有可观，为会中立其基础。”他觉得他们如能“出以挥霍旁通之才，广联高小、中学、专门（学校）之学生，而且介绍京湘之常常通信，实无异亲炙也。”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长期打算的以长沙为基地的组织准备，五四运动时期，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领导之下，长沙和湖南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并且最后获得驱张运动的胜利。

关于求学的方法，毛泽东历来不赞成从外国资产阶级模仿来的那一套学校教育，而主张自由研究，自学为主。关于到外国留学，是否要进学校，他也有很多疑问。为“求得世界的学问”

，他当时主张采取大规模自由研究的方法。

一方面有计划地派人去世界各重要地方，尽快吸取新的思想学说；另一方面，在国内组织一个类似后来实现了的自修大学这样的团体，大家在一起作共同的研究。

（１９１８年７月间，在写给蔡和森的另一封信中，曾提出这一想法。）蔡对此极表赞同。

７月２４日的复信说：“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虽不详说，差能了解。

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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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我智絯，祛我情瞀，①其为狂喜，自不待言。前者对于大学之兴味，全在制造友生；对于往法兴味，全在团结工人。

自由研究社略分内容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蔡也早就怀疑进资产阶级学校读书是否必要。信中表达了这样不同凡俗的观点（这种观点自然同他的润兄是一致的）

：“私窃以为不但本国学校无进之必要，即外国学校亦无进之必要；吾人只当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已足，无庸随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