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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孔子开创的“货于帝王”传统迥异的是，古希腊除了流浪的智者群体仍然汲汲于谋生之外，柏拉图等思想家并不需要为自己的衣食担忧，他们的家族都有累世的积淀，生活较为优裕，而且悠闲，至少不必为财富而奔走，也不必为官职而游说，所以他们拥有独立思考的底气，甚至可以像苏格拉底那样将生死也置之度外。因此，他们可以站在公民的立场上无所顾忌地各抒己见。

正因为当时希腊世界各行各业的分工已经明确，即使思想家拥有一技之能，能够自食其力，也不需劳动。而且当时的雅典城邦主导了地中海沿岸的海上霸权，与西亚等近东国家一直保持着海外贸易。不像孔子的君子政治，除了教书并无其他技能，一生都鄙视躬耕农桑之事，执意要高人一等，与社会底层民众划清界限。

实际上，追溯古希腊人的思想独立传统可以发现，公元前5…4世纪的古希腊还存在着强大的奴隶制阴影，没有奴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那么像苏格拉底一样的雅典自由人就不可能聚集在一起决策或辩论，也就没有时间去探讨治国的美德和至善原则，更没有可能获得政治思想方面的成就。即使西方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希腊雅典的城邦民主仍然与奴隶制并存令人尴尬。自由人有充裕的时间聚在一起谈论政府职能，而奴隶们则从事农业生产、工商贸易和家务劳动。――这在孔子的春秋时代几乎无法想象，周代残存的奴隶制已经远去，土地大概已经私有化，而且分封到了诸侯王公的手中，只有游食者（游民）还大量存在。

西方学者的考证显示，雅典的城邦民主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历史悠久，而是一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才得以全面实施。此时雅典城邦境内的阿提卡发现了劳里翁矿场，丰富的银矿需要奴隶来开采，雅典人借海上贸易从东方的奴隶贩子或野蛮部落的手里购买了大量的奴隶，先前的奴隶只是来自于战俘。――雅典人因为银矿而发了大财。奴隶创造出来的财富又可购买更多的奴隶。关键的一点是，奴隶是平均分散在每一个雅典公民的家庭，供主人驱使，耕种土地或从事家务，而不是集中于农场或矿场。――这一点极其类似美国南北战争前后。

古希腊人并不需要我们一味地赞美，甚至不加批评。斯巴达人的部落民主制之下仍然有大多数的属民或外族战俘像农奴一样劳动，而雅典人的城邦民主同样是将奴隶排除在制度之外的，可能他们觉得奴隶制是天经地义的，买卖奴隶也毫无惭愧之色。总之，希腊城邦的治国管理并不是已经完善，城邦之间的战争也不时爆发；而且雅典的城邦民主也不是无限宽容，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斯巴达攻占了雅典城邦，苏格拉底也因为阐述自己的观点而被处以死刑。

斯巴达占领希腊全境以后建立了霸权专制，但是斯巴达的霸权也是顾此失彼的，来自于战争仍然归之于战争。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在留克特拉之战中被底比斯击败，不过底比斯也无法统治整个希腊世界。公元前371年至前338年，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频仍，富有的雅典公民也因此破产而沦为乞丐，甚至流落街头，城邦政治从此衰落。

十一、古罗马：国家是人民的事务（1）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的城邦制度走向了衰败。到了公元前338年，崛起于希腊北部蛮荒之地、尚未完全开化的马其顿部落军队彻底击败了雅典与底比斯联军，吞并了希腊的各个城邦，并实行了专制统治。马其顿的部落首领是腓力，在征服希腊全境两年之后死于家庭内部的纷争，儿子亚历山大继承了他的专制王权，并将觊觎自己宝座的人统统处死，巩固了全希腊的统治。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将政权交给代理人，亲率军队挺进西亚的波斯帝国，四年内以三次战役征服了波斯，东进北上，攻占了巴克特里亚（阿富汗）之后企图踏平印度，未果之后退回波斯，刚要准备攻打阿拉伯半岛时患上传染病，公元前323年暴毙于巴比伦。英年早逝的亚历山大可能没有想到，他的专制统治一手葬送了希腊城邦民主，而他的远征之旅却开启了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2年至前30年）。

亚历山大少年时代的导师就是大名鼎鼎的亚里士多德，但他几乎不屑一顾地抛弃了老师的教诲，将已经征服的领土都归入马其顿帝国，实行君主专制。不过，亚历山大死后，手下的军官将其帝国版图一分为四。公元前146年至前30年间，几乎整个希腊化世界都纳入了罗马帝国；而希腊本土城邦在摆脱了马其顿的统治后蜕变成了两大同盟，直到公元前146年整个希腊也被罗马帝国吞并。

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