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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有一些道德上的问题，尤其是青霉素在1940年代后期出现，为什么没有对这些患者实施治疗。第二次大战期间，甚至通知征兵处不要征调这些人服役，以免他们接受治疗。虽然青霉素到目前还是无法根治梅毒患者所受的创伤，但确实能避免进一步恶化。

光照暗毒（5）

1938年，巴敦9个月大时随着家人逃离布拉格，现在他重新审阅纽伦堡军事审判有关人体实验的记录，并且向公共卫生署提出质疑。＇14＇巴敦提出的问题先是遭忽视，被断然拒绝，最后于1972年向美联社举发他的发现。这个问题曝光后，引起大众愤怒与极端不满。1973年3月，实验正式停止，美国参议院开始针对人体实验举行听证会。巴敦在参议院健康、教育和福利委员会前作证，主席是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参议员。

当塔斯克吉的故事被揭露并成为众人讨论的话题后，公共卫生署的官员发现自己被媒体拿来跟纳粹医生比较，感到非常挫折和气馁。大众谴责他们没有告知实验对象并取得同意，还指控他们注射病人梅毒血清（就像19世纪他们的前辈所为），以及进行种族灭绝计划。温格医生在1932年说，这项研究完成之后，他们将惹得满身烂泥巴或是集荣耀于一身。＇15＇结果是满身烂泥巴。

1974年，梅毒学家鲁道夫·坎普迈耶（Rudolph　Kampmeier）（1943年出版《梅毒学精义》）发表一篇文章，表达他对这问题的观点。他指出，要求告知并取得同意，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战时，美国青霉素的动物测试尚未完成，又有谁告知服用此药的35000名患者？＇16＇他发现媒体印出煽动性的标题：“许多医生对于这种慢性肉芽肿疾病的自然历史非常无知。”＇17＇

后来提出法律诉讼，最后赔偿1000万美元（还活着的梅毒患者每位获得37500美元）。20多年后，1997年5月16日，克林顿总统为政府的羞耻行为，向塔斯克吉计划8位还存活的实验对象公开道歉，最年轻的已经87岁。

“总体而言，这些人大多数没有因为他们的梅毒而损失什么。”＇18＇

没有损失？

1993年，自由作家汤姆·朱诺（Tom　Junod）在“致死的医学”（Deadly　Medicine）一文中，谈到塔斯克吉可耻的失败，他提出这样的质疑。除非塔斯克吉的实验对象跟哥伦布以来所有的梅毒患者不同，否则他们还是会出现头痛、肌肉和关节疼痛、皮肤溃疡、虹膜炎、严重的肠胃病痛，以及梅毒病程常见的痛苦。不过，认为这些人没有因为（未治疗）梅毒而受到痛楚，这种谬误的观点是塔斯克吉的许多遗毒之一。欧朗斯基（Sid　Olansky）是最后参与塔斯克吉的梅毒学家之一，1992年，他在《黄金时间现场》（Prime　Time　Live）对着1000万观众（面带微笑，但是有点紧张）说：“梅毒没那么可怕。”＇19＇

20世纪初，参与“合作临床小组”的大学做了许多梅毒研究。穆尔根据这些研究的综述，以及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得出结论，他发现初期感染之后，10个梅毒患者中有8个经历过痛苦的复发过程。一般人以为只有三分之一患者会发展到第三期，可能是严重低估。例如，许多研究显示，超过50％的梅毒患者，解剖发现梅毒已经造成心脏受损，这还只是第三期梅毒的症状之一。塔斯克吉的统计资料经常被引用，但内容乱七八糟。当时大学医学中心进行梅毒实验，环境控制比较小心谨慎，却较少人使用。旧教科书的资料很丰富，但已绝版多时。

近代则有新新监狱（Sing　Sing　penitentiary）的志愿囚犯，他们以前曾经以青霉素治疗梅毒，1956年再度接种，重做19世纪的实验。＇20＇1986年，斯蒂芬·凯亚沙医生（Dr。　Stephen　Caiazza）爱滋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他接受梅毒接种实验，以提供实验用血清。两星期之后，皮肤出现溃疡，接着是严重的结肠炎、“可怕的”沮丧感，以及无法集中注意力。他后来接受青霉素治疗。＇21＇

塔斯克吉的实验对象，从来没有被通知患有梅毒。医生使用行话“坏血”，但是这些人知道自己得了性病。在一次访谈中，里弗斯回想有个人说过：“‘你在黑暗中所做的事情，总有一天要摊在阳光下’……我对那些人的表情印象深刻。他们应该知道，只是‘梅毒’这个字眼没说出来而已。”＇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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