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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晋士人：气韵飘逸、情调之美

鲁迅有过一篇著名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确，魏晋名士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很独特的文化现象，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审美文化现象。此时士人对个体生命和精神自由的强调，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活跃，但在形态上和基本性质上都不同于先秦之时，不再是诸子那种总体上是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思考思辩的中心已不再是提出救世治世之良方，生命哲学从总体上取代了政治哲学与伦理哲学。生命的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实现，意味的是人的自身，是人本身的觉醒与解放。它也有极认真之处，但不是疗治社会，而是拯救自身。所以，它注重的是个体的生命、个体的精神，是这两者的自由，是这两者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外在形态表现，超脱世俗又飘逸潇洒。这里面并不缺乏思考的力度和深度，在某种间接的意义上也有政治和伦理上针对社会和现实的锐利，但在根本性质和基本价值标准上它不是别的，而是对人生命本身具体的、超功利的欣赏，是对美的领悟和欣赏。

这种对精神自由和生命情调的嘉许，在当时主要表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一是强调个人之存在，自我的存在。“王大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子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世说新语·方正》）“桓公少与殷候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品藻》）“自用我法”，“宁作我”，在这种对“我”的坦然相待中，其实质已不全是哲学意义上的强调自我，更有一种实际人生存在中的自信与自我欣赏。

二是强调人的“高情”、“才情”。“孙兴公、许玄度皆一时名流，或重许高情则鄙孙秽行，或爱孙才藻而无取于许。”（《品藻》）“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估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任诞》）“闻江渚闲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才情。”（《文学》）“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文学》）这个“情”是人的生命情调，个人独处、社会交往或文学活动中，处处体现了这么一种有深致而自由无拘。它以一“情”字来表示，强调的是人的真挚，人摆脱了外在束缚后真实自然的生命状态，这里面就有了一种情调之美。

魏晋“神韵”：生命意识的审美散发（4）

三是会心于生命情调的一种“淡”味。阮籍在《乐论》中曾说过：“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无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此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故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乐使人无欲，心平气定，不以肉为滋味也。以此观之，知圣人之乐，和而已矣。”“淡”味才是真味，才是“自然之道”，才可以使人“味之无极”，“心平气定”。这一点相当重要，它显示出士人们对个体生命状态欣赏的一种成熟态度，不夸张、不矫情，以自然而然的心态出之。当然，如果是发展到刻意求“淡”，那则又走到了矫情，这样的事例在当时也不罕见，但人们追求、崇尚的标准毕竟是“淡”而非“浓”。

名士之出，一方面是他们对政治的厌恶和疏远，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对人之精神自由、心灵旷达的格外注重、讲究，对人的生命的珍惜——这也正是由对实用性、操作性的政治的反感而来。所以，发展到此时的“人性”之论，就很自然地从政治实用的重点转移到生命情调、人生意味的重点，由原来那种意在选择的心态转变为超功利、超实用的欣赏性心态。谢安为东晋名相，侄子谢玄在淝水前线与前秦八十万大军对阵，国之兴亡、家之存绝在此一举，而他却能在接到捷报后硬压住心头的狂喜，在众人前作不以为意状。这尽管有点矫情，但追求的是超脱从容的“雅量”，是视身心的娱悦安泰高于政治功利的名士风度；同样，那位不拘礼法，遂情吊友的张翰，见秋风而思故乡莼菜、鲈鱼脍，弃官而去，在士人的价值标准衡量中，则更是一种真正懂得生命之价值的态度。

《世说新语》中那些艳称“风”、“神”、“韵”“致”的事例，都是一些很具体的生活故事和细节。这一点很重要。在分析魏晋士人时，人们常说老庄思想对儒家思想的替代，这尚嫌空泛。重要的是：老庄那种生命哲学的哲学意味已经落实在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