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部分(第1/4 页)

的文学风景线。

二十年代是武侠文学由文言走向白话的嬗变的时期，它与五四新文###动中的新文学一样，从文白夹杂到渐以白话文为叙事语言，从以短篇为主转向长篇，当然，在内容上仍以古代传奇为主体，以侠士为主角，可说是与宣扬新思想、新文化的五四新文###动分庭抗礼，与之争夺着读者。二十年代武侠文学成行成市，有了其职业创作的倾向，向恺然、赵焕亭、顾明道、姚民哀、杨尘因等都为武侠文学界一时之选，其出版物又以绣像武侠小说为其特征，这是袭自明清小说的旧衣钵。三十年代则是旧派武侠文学蔚成气候的年代，出现了一代以专职写作武侠小说的作家，可谓群雄并起，将中国武侠文学推到一个高峰，这与中国新文学在三十年代中的大发展几乎是同步进行，不由人不感到奇怪。当然，武侠文学有其局限性，在文学体裁上，它只占了小说界一隅，而新文学则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上百花齐放，投入新文学文阵的作家与日俱增，新秀辈出，同时他们又与家国命运、政治、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积极参与启蒙、救亡与抗日活动，因而成为文坛主流。武侠文学则免不了被讥为“鼓吹神鬼不经之说”，宣扬歪门邪道，背离现实社会，乃误导青年的坏书，与救亡的主调不免有荒腔走板的不谐调之嫌。这一代的武侠作家构成了旧武侠文学的主力，尤以北派五大家：宫白羽、郑证恩、还珠楼主、王度庐、朱贞木为其中的佼佼者。白羽的《钱镖》系列，还珠楼主的《蜀山》系列、郑证恩的《鹰爪王》系列、王度庐的《鹤剑珠龙瓶》五部曲、朱贞木的《神龙》三部曲及《边塞风云》等，各呈异彩，蔚成大观，拥有大量的读者群。

然而，随着四十年代后期的国共的政治军事斗争日益白热化，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在兵祸不断，温饱、生计都成问题的民间社会中，谁还有心去读武侠小说呢？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热情的高涨左右了文化界的动向，严峻的意识形态更蜕化为严厉的思想管制运动。在台湾，败退到台澎金马的国民党政府也以###为总动员，一切的文宣都要为此服务，武侠文学难逃其厄运，在海峡两岸都被视为毒草或不良读物，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位。留在大陆的武侠作家纷纷辍笔，还珠楼主入戏剧界服务，不敢再写武侠小说，晚年撰写了八十万言的《杜甫传》却未能付梓。宫白羽是一个最为努力上进的武侠文学家，他早年有志投身于新文###动，并曾得到鲁迅先生的鼓励，且在武侠文学界首次创造了“武林”一词，解放后却未敢再写武侠。当梁、金的武侠小说于香港双星并耀之时，香港《大公报》曾邀请其续武侠之缘，他也重作冯妇，写作了《绿林豪杰传》一书，却因为当时政治气氛所囿，全篇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放手去写，自然大失水准。他在阅读了梁羽生等的作品后，也自认自己已力不从心，故从此不再写作武侠小说。

新武侠文学五十周年回顾（3）

新武侠文学的诞生及早期状况

新派武侠文学为何在香港诞生，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说其偶然，确是因为一场武术界的打擂台引起的。五十年代初，香港武术界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与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的门派之争愈演愈烈，双方唇枪舌剑，先打了几轮“口水战”之后，未分胜负。遂依武林之旧俗，约定来个竞技，一决高下——上擂台比赛。当时的香港不准进行这类武打，只得改到澳门去比赛，结果不到五分钟，就以吴公仪一拳打伤陈克夫的鼻子而告终。比赛之前，香港报刊大做文章，赛后人们余兴未减，依然众口喧腾，当时的《新晚报》总编罗孚遂“忽发奇想”，要他的广西老乡、平时喜欢填词作诗的陈文统马上写一篇武侠小说。吴、陈一月十七日比武，《新晚报》十九日就登出预告要连载武侠小说，陈文统被赶着鸭子上架。一月二十日，以“梁羽生”之名写作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就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开篇的楔子就是我在上文所提到的那首《踏莎行》。至八月初，该部长篇连载完毕。

这一篇小说以十九世纪末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作为历史背景，梁羽生想写一部历史的悲剧。他未曾料到，这个恍如急就章形式赶出来的武侠作品却立即成为流行小说。《新晚报》因此销量猛增，赶上了老对手《星岛晚报》。而《龙虎斗京华》居然马上成为街谈巷议、人人争读的流行小说，其锋头竟然盖过了唐人写的《金陵春梦》，颇有“到处逢人说项斯”的现象，连梁羽生的好友舒巷城也向他打听梁羽生究竟是何方神圣？而盗印本则在书未结集正式出版前就已泛滥于市场。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