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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而自此以后，古龙的作品就以散文诗体（很少超过二行的段落）而写作了《流星·蝴蝶·剑》、《欢乐英雄》、《陆小凤》系列、《七种武器》系列（实际上仅有六种）以及《边城浪子》、《天涯·明月·刀》、《白玉老虎》等等，无一不是用电影的蒙太奇的手法来写小说的。论者指他的作品自1975年以后就渐入衰途，每况愈下，但他所创造的“新”武侠能迎合现代青年的口味，亦将好莱坞电影的那一套洋派手法巧妙地融入其小说中，追求空幻的快节奏的风格，因而才颇受欢迎的。我个人则认为，古龙的武侠小说，从一开始就受到日本的“时代剧”之影响——没有具体的历史背景，读他们的小说至掩卷为止，也弄不清他在讲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历史背景的故事，这是他同金、梁二位最大的不同。

上述二人的变化似乎与梁羽生不大相干。梁羽生继续埋头写作他的小说，从《风云雷电》（1970年2月）、《牧野流星》（1972年2月）、《广陵剑》（1972年6月）、《武林三绝》（1972年10月）、《绝塞传烽录》（1975年2月）、《剑网尘丝》（1976年9月）、《弹指惊雷》（1977年5月）、《武林天骄》（1978年5月），而《武当一剑》刊于1980年5月9日，连载至1983年8月2日结束，就是他告别文坛的最后一部著作，也等于是新武侠文学三大家最后封笔的一部著作了。两年后，古龙也因病去世。

新武侠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原因

新武侠小说为甚么会出现在香港呢？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因缘巧合呢？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转折点。当“革命”的新思想覆盖了文坛之后，武侠小说就被列入封建落后的文学范畴，属于要被批判、打扫的“垃圾”，虽然没有明文禁止过去出版的那些旧武侠小说继续流行，但事实上，武侠小说已从出版界销声匿迹。正如我在上文所说到，那些大名鼎鼎的武侠小说家还珠楼主、宫白羽等，都自觉接受思想改造，“洗澡”的“洗澡”，夹起尾巴的夹尾巴，更遑论再去写作武侠小说了。梁羽生曾经分析过新武侠文学之所以出现在香港的历史背景：“无可讳言，香港当年的社会‘主流’乃是###。不过还要详加分析，本地居民一般对政治兴趣不高，‘中间大，两头小’。大多数的中间分子只是恐共，###的和拥共的是差不多相等的两头。真正###的是从内地来的‘新移民’。1949年后，这些新移民数量大增，很快就超过了‘原居民’了。（但这也并不排除新旧移民的意识形态都会随着内地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香港本地的‘粤派武侠小说’质量不高，缺乏了源头活水，更难免令人日久生厌；至于那些新移民呢，他们熟悉的是‘北派武侠小说’，对‘粤派小说’是不屑一顾的。”①（梁羽生《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香港文学》，2002年3月号。）而梁羽生也坦承他的处女作的确是受到白羽作品的影响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武侠小说在本质上是超政治的。这些新武侠小说迷在政治立场上也许是###的，也许是对政治不闻不问的，因为为金、梁二人的武侠小说着迷，才去买左派的报纸《新晚报》的。当他们讨厌（或听不懂粤府话，或觉得老生常谈）看广东话的“南派武侠”之后，新武侠小说续上了这个传统，使他们重新拾回阅读武侠小说的快乐，也就免不了热烈追捧。再者，五十年代初的香港，娱乐消遣的文化艺术还是比较匮乏的，除了听无线电广播，看粤剧、看电影、跳舞都是高消费的娱乐活动，武侠小说以章回形式在报纸上连载，出其不意，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就颇吸引读者。武侠小说囿于通俗文学的属性，在民间社会能迅速培养起一大读者群。

正因为斯时的中国大陆与台湾皆对武侠文学予以排斥，可以说，五十年代海峡两岸的文坛均处于政治的高度干预之下，都属于不可能具备产生武侠文学赓续或创新的环境及条件。香港则因它的殖民地性质，港英当局没有在文学上太多加以意识形态的钳制，又因为澳门擂台赛的契机，加之又有罗孚的“灵机一动”，从而促成了这一新武侠文学的诞生。罗孚有一个笔名叫作“柳苏”，如果用在这件事上，正应了那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罗孚也因之被人戏称为“新武侠文学的催生婆”。这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香港的文学创作环境、突发事件形成了产生武侠文学的土壤，而梁羽生、金庸这二位作家又具有这样的写作才能，写武侠小说需要具备有文学、历史、武术、技击、医学、天文、地理、军事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