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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岁暮”之语。）但寅恪曾游云南，见旧历腊尽春回之际，百花齐放，颇呈奇观。或者，端生之语实与云南之节物相符应，亦未可知也。兹姑著此妄说，更待他日详考。

假定陈端生于戴佩荃作织素图次韵诗时尚生存者，则至何年始不在人间耶？此答案可以陈玉敦不肯以其父兆仑之诗文集出示他人之事，及兆仑之孙玉万之子桂生请序家集于王昶（即玉敦不肯出示之人）之年，两点推求之，虽不能中，亦不甚相远也。

王昶春融堂集三八有陈句山先生紫竹山房诗文集序一篇，其文虽不著年月，但下有朱吉人春桥草堂诗集序一篇，略云：“余以乾隆庚午（十五年）识君于吴企晋璜川书屋，文酒之会最密。呜呼！自与吉人定交，迄今四十余年，同游诸君少长不一，皆莫有在者。”则自乾隆十五年下推四十余年，当为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即作春桥堂诗集序之年。紫竹山房集序排列相连，当是同时或相距至近之时间所作也。今取春融堂集所载紫竹山房集之序文，与陈桂生所刊紫竹山房集首所载兰泉之序文，互相比较，发现颇有不同及删削之处。兹节录陈氏所刊紫竹山房集首之王序，并附注春融堂本此序之文于下，而略其不关重要者，读者若察两本序文之同异，即知其中必有待发之覆也。

紫竹山房诗文集载王昶序略云：

钱塘陈君桂生挟其祖句山先生诗十二卷文二十卷，（春融堂本“诗四十四卷，文三十二卷。”）踵门而请曰，愿有序也。戊寅（乾隆二十三年）始获识先生于朝，继以诗文相质，先生谓可与言者，时时引进之，是以辱有牙旷之知。丙申春余归自蜀中，而先生前七年殁矣。（寅恪案，丙申为乾隆四十一年，句山殁于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正月二十四日，实止六年也。）求其两集不可得，为之怅然。又七年余修西湖志于杭州，窃念先生籍钱塘，西湖事亦载于诗文必富，从其家求之，闷不肯出。（“闷不肯出”春融堂作“卒不可得”。又王昶湖海诗传六陈兆仑诗选队蒲褐山房诗话云：“壬寅修西湖志于杭州，因索先生遗诗，而令子同知玉敦深闷不肯出。及其孙桂生来京，始以全集见示，并乞序言。”壬寅即乾隆四十七年也。）又三年（寅恪案，王兰泉以乾隆五十一年授云南布政使，见下引阮元撰王公昶神道碑。）余以布政使滇，适先生子玉敦为滇郡佐。叩所藏，则其闷益甚。（春融堂集本删去“又三年”至“其闷益甚”二十七字。）盖十余年来殊以为憾。今陈君述祖德，采遗文，辑而录之，使先生生平撰述粲然备见于世。

寅恪案，湖海诗传及湖海文集之编选人王兰泉，其人为乾隆朝词宗，本与陈句山雅故，序中“辱有牙旷之知”一语殆非夸言。兰泉修西湖志于杭州，玉敦为其地主。（此韩君所谓“吴郡陆机为地主，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地主”也。）及官云南布政，玉敦又为其属吏。兰泉之索观句山诗文，自是应有之事。以常情论，玉敦必非与兰泉个人有所嫌恶，而深闷固拒，一至于是者，其中必具不得已之苦衷及难言之隐。兰泉当时或不尽能了解其故，遂于序中犹言及之，盖尚未释然于怀也，玉敦即不肯以其父之诗文示兰泉，十余年后，桂生何忽转以其祖全集请序于兰泉？此中必有重大变迁。鄙意此十余年间，句山集中所当避忌隐讳之事，已不复存在，故可刊布流行。又请序于兰泉者，即籍以解释前此玉敦深闷回拒之旧嫌也。陈文述西泠闺咏端生诗序中言，“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是端生之卒与范某遇赦之时相距不远。范某即遇赦，则句山集中诗文仅牵涉端生之名者，自已不甚重要。今观春融堂集所载紫竹山房序文，知兰泉当日所见之稿本，其诗文卷数多于刊本，则桂生所删削者，必甚不少。其所删削者，当与端生婿范某之句有关也。范某之案在当时必甚严重，以致家属亲友皆隐讳不敢言及，若恐为所牵累，端生事迹今日不易考知者，其故即由于此也。

陈端生之卒与范某之赦，两事时间距离甚近，故可依兰泉作序之年，推测范某遇赦之期，又据范某遇赦之期，更可推测端生逝世之年也。兰泉紫竹山房集序言“十余年来殊以为憾”。蒲褐山房诗话又谓“桂生来京师，始以（其祖）全集见示，并乞序言”。则从兰泉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修西湖志于杭州之时算起，历十余年，兰泉与桂生两人同在京师，即此序作成之时，亦即范某赦免之后，其时上距端生逝世之年，当不甚久，此可依次递推而得之者也。

王昶春融堂集附严荣编述庵先生年谱乾隆五十四年条下略云：

二月二十四日得旨授刑部右侍郎。（三月）初五日启程，二十八日抵京。

五十八年条下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