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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姐”及绘声阁续稿“哭春田大姐”等题，始知范菼实以嘉庆元年授受大典恩赦获归。前所论范菼获归之年有二，而以乾隆五十五年获归较为可能。既得此新证，自应更正。

至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刑部提本所云：

陈七又因曾与镶黄旗满洲笔帖式恒泰、春泰弟兄抄写书籍，彼此熟识。

又略云：

不能禁约子弟之翰林院侍讲勒善（等）革职。

等语，似此勒善与耆献类徵初编三三二将帅门所载清国史馆本传初名勒善之勒福，非为一人。但此传乾隆五十八年以前之事迹，全不记载。又于道光十五年引见时，更名勒福，并中华书局印清史列传中，不见勒福传诸端，恐有所避忌，不能无疑。姑识于此，以待更考。

李桓国朝耆献类徵初编一四二郎署四储大文撰汪森墓志铭附钱载撰汪孟鋗墓志铭略云：

考上堉，历官大理府知府。妣祝氏。大理四子，君其长也。雍正乙卯为娶妇。盖大理惟及为冢子娶妇，其诸子女皆君于父没后为弟婚，而嫁其妹者也。乾隆元年丙辰君年十六，侍母从父官盛京，入官京师。（六年）辛酉母没，君扶柩携弟归里，卜壤葬母于海盐山茶花漾之原。（十年）乙丑大理出守，遣家归。（十一年）丙寅大理卒于官，君奔迎柩归，合葬于新阡。

寅恪案，汪上堉虽其本缺为云南省大理府知府，然亦有调署云南省首府云南府之可能。如乾隆三十五年陆燿原任登州府知府，三十六年调山东省首府济南府知府，即是其例。依此言之，云南省志职官门云南府知府栏，列汪上堉之名，并非伪传，亦未可知也。

又端生之母汪氏，是否嫡出，抑或庶出，未能考知。假使为庶出，则汪氏有随其生母侍其父汪上堉往云南之可能，如儿女英雄传第二回“沐皇恩特受河工令”略云：

（安）老爷开口先向着太太说道：“太太，如今咱们要作外任了。”又听老爷往下说道：“我的主意打算暂且不带家眷。到了明秋，我再打发人来接家眷不迟。第一件心事，明年八月乡试，玉格务必教他去观观场。”太太说：“老爷才说的一个人儿先去的话，还是商量商量。万一得了缺，或者署事，有了衙门，老爷难道天天在家不成。别的慢讲，这颗印是个要紧的。衙门里要不分出个内外来，断乎使不得。”老爷说：“何尝不是呢？我也不是没想到这里，但是玉格此番乡试，是断不能不留京的。既留下他，不能不留下太太照管他。这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可有甚么法儿呢？”公子便说道：“请父母只管同去，把我留在家里。”老爷明决料着自己一人前去，有多少不便，便向太太道：“譬如咱们早在外任，如今从外打发他进京乡试，难道我合太太还能跟着他不成？”太太听了，便向老爷说道：“老爷主见自然不错，就这样定规了罢。”

寅恪案，清国子监题名碑乾隆十三年戊辰科会试，则其前一年，即乾隆十二年丁卯有乡试。汪上堉不令其子孟鋗于乾隆十年，随己身同赴云南，而遣家归秀水，盖欲孟鋗留居故里，预备应乾隆十二年丁卯科浙江乡试。此点与安老爷不令安公子随身赴淮安，而令其留京应顺天乡试者相同。又安老爷此时不过一候补河工令，尚未得实缺，或署事。但安太太必欲分出个内外，以保管官印。据国朝耆献类徵二三二沈大成代撰汪上堉墓志铭略云：

配祝氏，封宜人，前卒。子孟鋗、仲鈖、季铿。其簉所生则彝铭也。

紫竹山房文集一五“显考皇亭府君行述”略云：

府君终于乾隆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寅时。孙六人。长玉万，聘吴氏，云州知州，现任大名府同知日省公第五女。次玉敦，聘汪氏，现任刑部河南司郎中起严公次女。

同书同卷“显妣沈太宜人行述”略云：

先慈终于乾隆戊辰年（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巳时。孙男六人。玉万太学生，娶吴氏，原任大名府同知日省公第五女。玉敦钱塘学附生，聘汪氏，原任刑部河南司郎中、云南大理府知府起严公女。

同书同卷“冢妇吴氏行”略云：

（乾隆十五年）庚午秋，玉万暨次儿玉敦，忝与乡荐。明年正月长孙女端儿生。次子妇出也。

则是端生母汪氏，乃上堉次女。嫡配或簉室所生，固难决定，但例以安老爷以候补河工令之往淮安，安太太因安老爷无侧室，故须亲身随往，以分内外。何况上堉乃实缺知府，当时由北京赴云南，较由北京赴淮安，交通更困难。上堉嫡配祝氏，虽已前卒，往大理前，又遣孟鋗归里，似仍须携带少数誊属同行。苟欲携誊属同行，则此誊属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