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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节　风暴

整个1911年的中国政治，笼罩在风雨欲来的惶恐中。各省谘议局为预算案，与督抚争得不可开交，影响力最大的江苏谘议局竟至议长、副议长以下全体议员宣告辞职，弄得总督张人骏、军机首辅奕劻都感到手足无措。朝廷宣布国会缩改于宣统五年召集，比原规定提前三年，此举虽然平息了保守立宪派们的不满，但无法平息百姓的怨声和列强的贪婪，更无法平息由之而生的革命的怒潮。大部分立宪派和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仍不满意，奉天、直隶等省曾组织更为激进的第四次请愿运动。清政府报以赤裸裸的镇压措施，竟将在天津组织请愿活动的一个女学堂的校长温世霖谴戌新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愤怒。梁启超曾断言，将来历史上决不会有“宣统五年”这一名词。许多人也都认为，要开国会，就在这一两年内，过此一两年，恐再无开国会的机会了，足见当时人们忧愤迫切的心情。

革命党则直接以武装起义为回应，从七女湖到镇南关，从云南河口到黄花岗，到处是革命者点燃的烽火。4月8日发生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4月27日，更发生震动中外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八十多位英年有为的青年志士壮烈牺牲。这一系列悲壮事件，既表现了革命党人矢志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决心，也预示了腐朽的清政府即将被埋葬的历史命运。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已是千疮百孔，连许多立宪派也感到了革命的不可阻挡，转而与革命者互通来往，并进而改变立场。余下的立宪派，以张謇、梁启超为首，准备为实现立宪防止革命做最后一搏。

3月间，福建谘议局提议，要求根据形势的需要，提前召集第二次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上届联合会委托担任通信联络的湖北谘议局将其提议通报各省谘议局，得到热烈响应，遂决定于5月初，邀集各省谘议局所推代表齐集北京，至5月8日，如多数谘议局代表到京即行开会。结果各省谘议局代表除谘议局尚未成立的新疆之外，只有广东、甘肃代表未到，其余19省代表皆陆续抵京报到，第二届各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遂于5月12日正式开会，比章程所规定的时间提早了两个月。

大多数议长、副议长出发赴京时，省会城市都曾有隆重欢迎仪式。欢送会上，人们表达了异常悲壮的情绪，切望此次会议能拿出救亡的办法，各议长、副议长、议员代表们不能不感到付托之重。以父老嘱托之重，而未能有实际的效果表示出来，他们自然会有沉痛悲凉之感。但这些议员颇不乏有政治头脑、政治经验者，他们并非以为几十个议员，几十天的会能解决什么问题，能制造出何种奇迹。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抱万一之希望，向清廷呼吁，力求对他们有所惊醒。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为改造现政府，推翻现政府做舆论的功夫。为此，在召集联合会的同时，即向各省谘议局、各地商团、各自治团体做联络，动员他们尽力活动，尽力向中央施压。

就在各省谘议局代表陆续抵京，行将开会之际，毫无悔祸之心的清朝廷竟于5月8日、9日两天连续抛出了两项极不得人心，极令各省谘议局议员和全国绅民愤慨的决策：一是成立以贪鄙弄权，臭名昭著的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一是宣布将原准绅民集股筹办的干线铁路收归国有。前者令立宪派根本怀疑清廷将立宪的承诺，因而准备要为争取立宪做最后一搏。后者则关系到千百万绅民身家利害，因而惹起众心反侧。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各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势必表现出强烈的与朝廷对抗的色彩。

1911年6月4日（也是###），在京的立宪派成立了宪友会，并将政纲宣布于外。标定“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具体政纲：“（一）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二）整饬地方政务；（三）讲求社会经济；（四）研究国民外交；（五）督促职责内阁；（六）提倡尚武教育。”

显然，宪友会的政纲，表面是相当平和的。但《时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却对此作了耐人寻味的解释。它说：“反复推寻，然后知该党发表之政纲不过表面上之揭橥，至其中所难言者，则留俟明眼人善为体会之而已。夫国家自身不能自卫人民，而至人民之自卫，则人民亦何乐有此国家？”《国风报》在报道宪友会成立消息时亦说，他们“对于时势有一种紧迫自卫之意，盖起草者别有苦心也”。

同时出笼的还有一份报告书，称政府之借债政策、改定币制政策、兴业政策、铁路国有政策，其实皆是亡国政策。因为决策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