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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走、茶就凉的态度（他当然不知道秦时竹早知道他还有回奉天的那一天）。

“你来得正好，眼下有个棘手的事需要你出面协调一下。”

“不知大人有何吩咐？”

“听说新洮铁路公司成立了保路同志会，眼下闹得很凶，我知道你家也有股份，是不是可以出面去说服劝解，让他们散了如何？”

“哎呀，这个可难办了。”秦时竹面露难色。心想，这就是我暗地授意让他们组织起来，怎么会听你一说就让他们解散呢？“不过，我可以出面让他们节制一下影响，不要太过火了。”

“那先就这样吧。”赵尔巽也是叹了口气，“朝廷王法，朝令夕改，“干路国有”着实难以服众，从情理来说也实在怨不得这些绅商。”他是个明事理的人，不会看不出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大人英明，高堂之上，俱是尸位素餐之人，要是大人掌得中枢，哪会如此不可收拾……”秦时竹趁机灌迷魂汤。

与赵尔巽怀柔的手段不同，他那当四川总督的弟弟赵尔丰可没有这么好脾气，他曾任川滇边务大臣，以滥杀著称，人称“赵屠夫”，赵尔巽空了四川总督的位置后，他便被推荐成为署理总督。但由于种种事故，7月下旬才出发，到了雅州，又遇到河水泛滥，耽搁了几天，等他赶到成都的时候，已经是8月2日了。四川的保路运动早已轰轰烈烈的闹了起来，8月5日，召开了特别股东会，提出了《遵先朝谕旨，四川川汉路仍归商办意见书》，要求1、质问邮传部（特别是质问盛宣怀的卖国行为）；2、吁恳代奏；3、提回存款。赵尔丰本人新来不久，提不出道道来，大发雷霆过后，事情就僵持在那里，和他唱对台戏的是谘议局的正副议长蒲殿俊和罗纶。

在北京的盛宣怀和端方没有感受到压力，反而密谋策划强收川汉路权，他们商议的结果自然就是一是收买，二是惩办。8月19日，清廷下旨：钦派李稷勋（原邮传部左参议）总宜工，并饬川督将所有川款查明，实力奉行（意思就是说我要动手啦！）。接到这个上谕，连赵尔丰如此精明强悍也不敢公开发布，只敢跟几个立宪派首脑商议，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发表，否则众必大怒”。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宜昌方面得到了消息，8月24日，成都也得到了消息。特别股东会放弃了原有的休息日，召开紧急会议，会场上一片哭、喊、叫、骂、捶胸、顿足之声，秩序大乱。街头出现传单“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不缴纳”。更妙的是，立宪派想了个绝招，为了动员更多群众，在主要街道中心扎了“皇位台”，供起了光绪皇帝的牌位，上写“庶政公诸舆论，川路仍归商办”，要求在灵位面前“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这么一来，赵尔丰连镇压的借口都找不到，只能连连告急，同时封锁消息。

北京城里的内阁是有矛盾的，度支部载泽、邮传部盛宣怀以及端方等是力主强硬镇压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认为载泽有觊觎自己总理地位的野心，唱起了反调，站在两派中间的摄政王载沣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这家伙除了拿袁世凯开刀时还有一点果断外，从来没干过爽爽快快的事）。成都的赵尔丰面对全省罢市怒潮，焦躁不安又束手无策。更要命的是，中央的分歧也反映在地方上，成都将军玉崑是奕劻亲信，自然也跟着反对载泽、盛宣怀，牵制着赵尔丰（说明咱们老祖宗的山头主义确实学得很溜）。

从8月30日到9月5日这几天中，以盛宣怀、端方为代表的极端反动势力和为破约保路的四川人民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接近短兵相接的阶段。赵尔丰夹在两者之间，两头受气，内阁斥责他“庸懦无能”不能“严行镇压”，准备派重臣入川查办他，并“治赵尔丰应得处分”，而股东会表态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不买卖田房、不认外债分厘，除由谘议局向资政院呈送外通电全国，也让他狼狈不堪。其实四川民众对于赵尔丰倒无多少恶感，并且计划在取得某种条件后，相机取消罢市。然而，赵尔丰已经接连受到申饬，感到了自己地位的危险，不想再“为民请命”了，而准备镇压，特别是得到清廷派端方带兵查办的消息后，走出了最后的错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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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节　动员

不妨将目光投向另一个战场，天津股市最大的看点就是开平和开滦的煤价大战，“干路国有”政策出台后，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这两者之间的交锋上升到了民族矛盾的高度，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实业界，都成了开滦的坚强后盾，街头巷尾每日的谈资也增添了新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