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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氏的气喘病，时发时止。他说：“我的孩子咳嗽气喘，你用几帖药就医好了，为什么我的气喘，你总不能医治断根？”我说：“这个病，中西医都没有根治的药物。西药有一种麻黄素，是江苏青浦一家小药铺主人的儿子陈克恢提炼成功的，由美国××药厂专利发行，治气喘非常灵验，一服气喘即停，或者注射麻黄素针剂，也能片刻见效。”杜氏就说：“打针我不赞成，你能不能拿些麻黄素药粉来，让我在发作时试服一包？”我就设法为他买了几十包。他逢到气喘将发未发之时，服下一包，气喘也就平下来了，因此，他对我很有信心。此后他逢有什么发热病，都叫我去看。幸亏他的病那时都不是重症，所以能信手而愈。后来他很相信捏笔杆儿的人，认为有聘请一位秘书的必要。他的秘书先后计有六七人，以胡叙五先生做的时间最久。

杜氏本来是不识字的，只认识自己姓名三个字，后来不但会看报纸，还会看信件，出去赴宴还能亲笔签名。逢到有人来求事，他无不应允，如属求借，立刻在烟铺枕头底下抽出一张红色的中南银行五十元钞票（按：从前上海中外银行是没有一百元大钞的）。有些人和杜氏素不相识，忽然病故，其家人来哭诉无以为殓的话，他就抽出两张红底钞票，说：“快去办后事。”我还见到有一个外强中干的人，举行结婚礼，筵开百桌。他与杜氏有相当交谊，却是既不见杜氏来道贺，又不见杜氏有礼送来。这个人也有相当智慧，认为这笔礼一定给中间人吞没了，所以他第二天亲自去道谢。杜氏说：“昨天我发热，不克来道贺，但是我知道你的境况，这一次婚事，你一定欠了一身债。”说完这话，他也不再问，就在口袋中掏出二千元庄票一张给他，此人感激含泪而去。

到了“一·二八”时期，日军与国军在闸北开火，他立刻召集上海商界名人，组织抗敌后援会。那时其中多数名人因为怕绑票，一一递红帖，向他三鞠躬，算是他的门生，就在倾谈之余，筹集到五十万元。杜氏说：“这个数目还觉得不够。由我来凑足一百万。”杜氏此举，极大增强了抗战军人的士气。因此，日军伤亡甚多，不久偃旗息鼓，签下停战条约。

此事发生前后，日本军阀土肥原曾经到杜家求见杜氏，杜拒不接见，反而以十万元汇寄给在东北抗日的马占山，又以十万元用捐机名义，赠给孙桐岗。孙桐岗仰慕杜的为人，亦向杜执弟子礼。

后来八一三事件爆发，杜氏又推史量才做抗敌后援会首长，他本人又拿出七十余万元款项，作为支持抗日行动，如购保险汽车赠浦东驻军司令张发奎。这种事情，我知之甚详。我想别的地方一定也有若干人由于开赌贩毒而发财的，但是肯自动不断地出钱出力，为国家尽力的，恐怕数遍全国，只有杜氏一人而已。

杜氏到了香港，实际上带来的钱不多，而一位豪爽阔绰惯的人，就觉到心中百般不如意，弄到神经衰弱之至，实在是经济上发生恐慌，家庭间又有气恼，将来何以善其后？于是郁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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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化名 请我出诊

在威海卫路我的新诊所建成之前，慈安里的老诊所处于热闹地区，不但人头复杂，而且里弄口垃圾堆积如山，不堪居住。我就把住家迁到亨利村，左邻是李丽华，前面住的是周剑云，这个村中，住的人家不少。我每天早晨必出门散步，见到杜美路（今东湖路）亨利路（今新乐路）转角有一块很大的空地，要造一座大洋房。当时我也不知道这屋主人是谁。

为了建造新诊所，我时常到那边去观察建设程序。地盘上的工头误会我是业主派来的，所以任何图样都给我看，并且告诉我其中的密室是怎样造的。后来工程竣工，才知道这是杜月笙造的新宅。接着许多名流纷纷送礼，有洋行里送来的全部“水汀”设备，还有送厅房全部家具的。但是建成之后，有位风水先生胡说八道，他说“这座大楼煞气太重，住了进去，必然家宅不安”。恰巧那时节杜府的妻妾间时起争执，杜氏认为这位风水先生的话的确不错，后来又请一位朋友来看风水，并听他的话在屋角上造了一个亭子，来镇压三岔路口的风水。谁知道亭子一造起，杜氏竟病得很厉害。病愈之后，他对我说：“这座新房子，我不想住进去。”于是就空着没有人住。

抗战胜利之后，我照常应诊，业务很忙。一天，忽然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称姓马，要我到他家里去看病，他的家在杜美路一号。我车子到了那边，一看原来是杜氏的新宅。我投刺而入，由两个人陪我进去，但是走到东走到西，却找不到马先生本人。两个陪我的人说：“请你稍待，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