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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政之路（5）

从1927年起，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依靠官方新闻网络，垄断新闻的发布权和评论权，控制全国的舆论，“阐明党义，宣扬国策”，另一方面还制定了许多新闻法规，钳制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在1929年至1934年间，国民党制定的与新闻有关的法规有《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出版法实施细则》、《宣传品审查标准》、《新闻检查标准》、《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自然，这些法规多属新闻“恶法”，专制*色彩极浓。到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又制定了许多与新闻相关的法规，如《修正出版法细则》、《抗战时期报社通讯社申请登记及变更登记暂行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修正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修正战时图书杂志原告审查办法》等，1942年7月，国民党还借抗战之际公布了一个《国家总动员法》，其中规定：“政府于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讯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他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命令其为一定之记载。”这样，就利用法规进一步钳制了新闻出版自由。

当然，国民党还实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随意扣押书报。1929年，国民党在各地设邮件检查所，实行邮电检查；1931年，在南京、上海、北京、天津等重要城市设立了“新闻检查所”，1934年又专门成立了“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35年又成立了中央新闻检查处，一再强化它的出版审查制度。

按孙中山的设想，训政是实现宪政的一个阶段，可到了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政府这里，训政就成了拒绝实行*、拒绝给民众以自由和权利的借口。本来以为是通往宪政的一个路径，现在却成了宪政之路上的一个障碍，训政思想就这样走向了它当初预设目标的反面。

四

顾名思义，宪政就是用宪法来保障公民的个*利并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这是西方宪政的本义。可是，到了中国，在训政政府看来，宪法原有的人文内涵荡然无存，而它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得以突显。宪法成了训政者“训导”国民、凝聚国家力量的一种工具。在西方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产物的宪法和法律，在中国却成了集权主义者手中的一根大棒。挥舞着训政的大旗，高举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棒，蒋介石及其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天天地走向了*，走向了法西斯主义。

20世纪30年代，由于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的力量日益增长，法西斯理论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十分赞赏纳粹的组织及其活动方法。1935年，蒋介石就曾在国民党蓝衣社的一次*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蒋总统”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他希望通过法西斯主义来重建中国的政治、社会秩序。他甚至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在日本军校度过的学生时代，声称那里严格的兵营纪律大体上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而日本、意大利、德国则实现了这种理想。所以，他也要把中国引到法西斯之路上去以实现他的社会理想。他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说：“按照法西斯主义，组织、精神和活动都须军事化……在家庭、工厂和政府机关，每个人的活动必须和军队中一样……换句话说，必须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作出牺牲。”

训政之路（6）

显然，“新生活运动”的价值指向是保守的和反动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彪炳史册，就在于它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努力把个人从中国封建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则是一场被把个人的精神和思想拉回到传统、拉回到集体和政党的束缚中去的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