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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一项新政也罢，一场改革也罢，如果只从“朝廷”（政府）的本位出发，而不是从“民众”的本位出发，只把“民众”当作改革阵痛的承担者，把广大百姓当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背景音乐和陪衬道具，那么，这样的改革即便规模再大，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四

平心而论，与1898年杀害“戊戌六君子”的屠刀相比，1901年宣布实行改革的新政诏书显然可以给人们乐观的期待。事实上，清末新政所实施的改革举措，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康梁维新变法的衣钵，表明大清王朝正试图将中国引向现代化的道路。可是，恰恰在变革的过程中，大清帝国轰然坍塌。清末的这段历史很容易让人想起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一段论述，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写道——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的*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愤。

我觉得，这段话不仅可以解释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而且还可以移到中国，为我们更深入地解读清末新政的失败提供很好的理论视角。“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的晚清是一个坏政府，而它又恰恰跌倒在变革的路上。可见，历史往往会用不同国度的史实来揭示相同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又足以给人以超越时空的联想和启迪。

民粹主义的悲剧之路（1）

一

没有人能否认，中俄两个东方大国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包括着山水相连的漫长国界线，还包括着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影响和渗透。　最明显的例证便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主义。”其实，何止是*主义，在“以俄为师”的岁月里，俄国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曾吸引过中国人关切的目光。其中，民粹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和悲剧命运有着逻辑上的致命影响。

俄国的民粹主义（Populi*）萌芽于19世纪50年代，兴盛于70年代。当时，沙皇俄国已经腐朽不堪，俄国知识分子开始为自己的国家寻找出路。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派和斯拉夫派有着不同的看法。西方派认为，俄罗斯应该走西欧的发展道路。而以赫尔岑、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完全不必走西欧资本主义的道路。俄罗斯只要能公平地分配土地，就能在村社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继承了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的“农民革命”理论，并试图把这些思想落实到实践行动之中。他们认为，只有俄罗斯可以、也应该给予人类新的文化内涵，给世界带来正确性的创造。为此，斯拉夫派强调俄罗斯民众的力量，把民众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并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改革，由此形成了民粹主义基本的价值观。

对此，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70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义者。把人民看作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