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2/4 页)

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全部的俄国民粹主义都起源于怜悯与同情。在70年代，忏悔的贵族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走到人民中间，为他们服务，并与他们汇合在一起。”“民粹派知识分子深入到人民中去，是为了和他们打成一片，教育他们，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可以说，民粹主义在初期是带有启蒙色彩的，他们走到民众（主要是农民）中间，是出于“怜悯与同情”，是为了“教育他们，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

但是，在走向民间的过程中，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把俄国的农业村社组织和农民大众理想化，同时，出于一种原罪意识，他们贬低自身、贬低文化，带有强烈的忏悔心态。原罪意识本身是一种反省能力，是一种高尚人格的体现，这不但没有过错，而且还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是，这种忏悔和自责必须要有一个人格和精神独立的限度，超越了这个限度，就会走向负面。把广大民众理想化，认为大众代表着一种高尚的道德，这本身就带有空想色彩。以想象判断代替事实判断，这显然是错误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宣传提纲中说：“革命者应当彻底放下他们的贵族架子，永远变成一个农民、一个工厂工人……”他们甚至还极端地说：“如果有人提出同民众结合的要求，那么任何一个不穿粗呢外衣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坏蛋。”深受民粹主义影响的文学家托尔斯泰说：“如果资产者和贵族希望得救，那就让他们变成农民吧，因为惟有这样才有真正的意义；正义在于农民不剥削任何人，不危害任何人的生命，他们亲手给自己盖房屋、亲手做鞋子、亲手缝衣服、亲手养活自己。”巴枯宁在《告俄国青年兄弟的几句话》中说：“不要在科学上煞费苦心了，人们想以科学的名义把你们束缚起来，使你们失去力量。同这个世界相联系、作为这个世界的表现的科学，注定要灭亡。”克鲁泡特金说：“我们否认社会的最有益的进步运动是通过那些受教育比社会中其他人多得多的少数人的发展来完成的，我们绝不希望用社会的经费来培养这少数人；因此，我们既不需要大学也不需要学院，因为大学和学院都是用社会经费来维持的，除非社会每个成员无一例外地都能进入大学和学院……”

民粹主义的悲剧之路（2）

民粹主义更致命的误区在于，在极力自我贬低和极力美化大众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根本无法担负起启蒙大众、教育农民、批判社会的人文使命。在当时的俄国，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明明是思想先知，他们不缺乏知识，也不缺乏可贵的献身精神，可是他们却一直没有教育农民大众的道德底气，没有那种传播知识、启蒙民众所需要的舍我其谁的勇气和气概。

二

为什么底气不足、缺乏勇气和气概？原因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出身”有问题。在当时，俄罗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出身于贵族，贵族和农民大众分属两个“阶级”，前者剥削后者。可以说，一些贵族子弟之所以能成为知识分子，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对农民大众进行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使得良心发现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愈加有了“原罪意识”，他们认为，自己的贵族出身是一种“罪”，以贵族的特权获取知识也是一种“罪”，最后，甚至知识本身也成了一种“罪”——至少是一种有罪的证明。所以，他们要贬低自身、贬低文化，以便尽快、彻底地走向民众，以实现“救赎”。别尔嘉耶夫评论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时说：“如果我（指民粹主义者）是一个贵族、商人、学者、作家、工程师、医生，我就不能感到自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只能把人民看作一支神秘的异己力量。他们是更高的真理承担者，我必须跪在他们面前。”这样的评论确实说透了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

由“出身”不好造成了底气不足，由底气不足造成了性格软弱，性格软弱就注定要寻找依附力量。民粹主义者依靠的对象自然就是农民大众，他们极力地讴歌劳苦大众，一方面是在弥补“罪过”，一方面也是在寻找未来的依靠。他们认为，罪恶的沙皇统治注定要终结，腐朽的贵族必将没落，只有农民大众才是未来俄罗斯的主人，他们要使自己迅速地溶入到人民之中。为此，他们不惜放弃贵族身份，放弃优雅、舒服甚至是奢华的贵族生活，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他们的这种奉献精神是真诚的，可贵的，他们要溶入民众之中、成为“人民”一员的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当献身到了失去自我的时候，所谓的人民往往也就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用放弃个*利和尊严的方式去换取“人民”的接纳，以实现身份的转换，这显然是一条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