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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高尚，知识分子在皮袍下面有自己的“小”，应该向大众学习；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劳苦大众愚昧、麻木的一面，这又要求知识分子要负起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的任务。这两者原本是结合在一起的，以文学形象而论，民众道德高尚的一面体现在《一件小事》中车夫的身上，而民众愚昧、麻木的一面则体现在阿Q的身上。可是到了后来，由于政党力量的介入，民粹主义以文化政策的方式被确定，这时，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之间的关系变得无比清晰——知识分子必须仰望大众，口气不容置疑，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这其实是没有分清个*利与政权需求之间的严格界限，政权需求已经严重越界，侵犯了私人的精神空间，尤其是知识分子思想自由的神圣权利。至此，“人的忏悔”转换成了“忏悔的人”，词序的颠倒意味着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自主精神空间的彻底丧失，在“人的忏悔”阶段，知识分子是以一个站立者的姿态在审视、反思，他们的头颅是高昂的，脊梁是挺直的，虽然他们的判断不够清晰，但人格和精神都是独立的，自主的；可在“忏悔的人”阶段，知识分子是跪倒在劳苦大众脚下的，他们的头颅不得不低下，脊梁不得不弯曲，此时的他们是不能自主的，他们只能以跪倒的姿态忏悔自身的罪孽，同时讴歌“人民”的伟大。

其三，在政权结构内，民粹主义也经过一个从策略性表述到原则性规定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几乎全是知识分子，可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先是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可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要依靠劳苦大众，特别是广大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为此，知识分子就得“走向民间”，向民众宣传革命。在发动民众的初期，主要是知识分子影响大众，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宣传，中国的劳苦大众哪里会懂得“无产阶级革命”、“布尔什维克”之类的政治术语？然而，为了消除劳苦大众与共产党组织之间的隔阂，知识分子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宣传上强调“劳工神圣”，强调劳动人民“最崇高”，“最可爱”，“最具有革命性”。这些抬高民众的说法在当时是一种手段，一种策略，可是，随着革命队伍的壮大，劳苦大众出身的人在革命队伍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劳苦大众成了革命的主体力量，知识分子成了点缀。与之相对应，民众的思维方式、接受水平、审美情趣甚至是生活方式——民众话语——成了革命的主流语言，而知识分子话语则日益边缘化。至此，最初的策略性表述被固定下来，成了政党的原则性规定。在这个过程中，革命知识分子使用的手段也随之转换成了革命的目的。

策略转化成了原则，手段转化成了目的，乍一看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弄假成真的事实在太多了。许多人在读书之初是要立志做学问的，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地考试，考来考去，学习的目的也就逐渐变成是为了考试，为了拿学位，为了评职称。对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学位、职称、学衔不但是一种诱惑，有时分明就是一个个的门槛。跨越一个个的门槛成了治学的必经阶段，这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让自己的目标在手段处止步，也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原则在现实的策略性应对中迷失了方向。

让我们再回到民粹主义的话题。民粹主义之所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俄中两国都发生了悲剧性的转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丧失。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精神独立和人格独立既是他们最宝贵的人生品格，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自主判断和自由言说是他们对社会最重要的贡献。有了这些，他们足可以挺直脊梁，高昂头颅，无愧天地，根本用不着自责，更用不着靠抬高别人、贬低自己来“赎罪”；可是，如果丧失了这种独立性，他们即使低头忏悔，即使受苦受难，也无法拯救自己——悲剧在丧失独立性的那一刻就已注定。这，或许就是民粹主义悲剧之路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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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段柔软的自由（1）

――读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最近几年，谈论自由主义的文章和书籍不少，不过很多都是从政治理论的视角来阐述的。钱满素的《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一书则从历史的视角切入，通过美国的具体历史实践来考察自由主义的确立和成长过程，为人们更深入地理解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份鲜活的标本。正因如此，这本书才有特别的意义：这除了能让人从学理上领会自由主义的思想魅力外，还能让人看到自由主义在实践层面上的适应性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