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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思想”的人，当年是知识分子领导工农干革命，现在则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因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既然要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兵学习，知识分子原有的那些非工农兵的气质——包括优雅的举止、多愁善感的性格、丰富多彩的个性、细腻精致的审美情趣——就都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了。工农兵哪能这么“小资”？工农兵怎么能向“小资”学习？剩下的，就只有知识分子向劳苦大众靠拢了。于是，简单、通俗、朴素、粗犷直至粗糙、粗鄙成了“时尚”，“我是个大老粗”反倒成了一个炫耀语。至此，民粹主义者抬高民众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只是，民众的素质并没有真的提高——他们看上去很高，是因为知识分子在跪着。

知识分子跪倒了，他们日后的一切悲剧命运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跪倒的人所能做的事只有两件：歌颂与忏悔。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歌颂党、歌颂政府、歌颂领袖和英雄，到最后，文艺作品成了领袖思想的注释和政策的传声筒，知识分子本身也就成了被抽走灵魂的创造机器。因为不是工农兵，他们需要忏悔，为此，他们逆来顺受，甘做革命的“驯服工具”，老老实实地进行思想改造以加强自身修养，可是他们还是中了“阳谋”，成了“右派”，先是走进五七干校，接着是在*中成了“臭老九”，被戴高帽，被揪斗，被游街。至此，民粹主义在“反智”的道路上走到了极致。知识分子成了罪人，知识本身成了一种罪过——“知识越多越反动”嘛！

四

民粹主义从19世纪50年代在俄国萌芽，到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的极端化实践，其间经历过若干阶段，发生过若干悲剧性转换。分析民粹主义的几个发展阶段及相应的悲剧性转换，对今天的知识分子仍有警示意义。概括地讲，民粹主义在一百多年间，在中俄广袤的地域上，经历过以下几个发展阶段，完成了以下几个悲剧性转换——

其一，从心灵忏悔到“走向民间”阶段。俄罗斯的贵族知识分子“起源于怜悯和同情”，开始关注广大的穷苦农民，并进而良心发现，有了原罪意识，这本来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高尚的情操，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当他们急切地付出行动，“走向民间”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时，民粹主义者思想上的自我反省转换成了行动上的“革命运动”，这就混淆了思想彼岸与现实此岸之间的界限。对知识分子而言，思想和行动之间的界限在很多时候是不可混淆的。对此，钱理群教授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人文学者必须小心地划清‘此岸’与‘彼岸’的界限，清醒地认识自己思想的彼岸性，即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认清思想的合理性并不就是现实的合理性，而绝不越位将彼岸理想现实（此岸）化。这自然不是说可以脱离（不关心）此岸现实，他的超越性关怀必须建立在现实关怀的基础上，而他的作用也是通过对现实进行的批判而实现的。……他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揭示现实人生、社会现存思想、文化的困境，以打破有关此岸世界的一切神话，绝不能越位变成直接的现实行动。”⑥理想是美好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尤其美好，但是，如果思想者不顾现实条件，不惜以极端的方式使自己的理想现实化，就会陷入乌托邦与暴力革命相结合的危险境地。在19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认为，只要能推翻沙皇，公平地分配土地，就能在村社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个乌托邦，他们不惜采用暴力手段，策划暗杀行为，不能清晰地区分理想彼岸与现实此岸之间的界限，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当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悲剧性的泥潭。英国的思想家保罗？约翰逊说：“警惕人文学者，尤其要警惕带有权力倾向的雅各宾式的人文学者。一旦他们和极端权力、极权主义相结合，他们就可能把他们的胡思乱想作为终极真理加强于人。那时，他们不是引导人走上迷途，而是强迫人走上‘正路’。”　⑦反观20世纪人类的重大灾难，无论是德国的纳粹主义还是日本军国主义，无不是在一个美丽乌托邦的旗帜下，以信仰和“为了理想”的名义去杀人，去制造灾难。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我们必须汲取。

民粹主义的悲剧之路（5）

其二，从知识分子的个人反省到政党的政策性阐述阶段。民粹主义从俄国传到中国，最初仅限于知识分子个人反省、忏悔这个层面上，五四时期，鲁迅先生《一件小事》中的道德反省就是一例。在这个阶段，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是自愿自发的，是真诚的也是朦胧的，一方面，他们看到了劳苦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