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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但更多时候，“遭报应”现象是含有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的。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们不妨称之为“历史的报复”。

不妨先从汉武帝刘彻说起。刘彻当上了大汉天子的时候只有16岁，还是个“未成年人”。当时，他的祖母窦太后尚在，而且威望颇高，对朝政影响甚大，所以汉武帝没法放开手脚做事。汉武帝刘彻喜欢儒学，可窦太后信奉黄老之术，两人的“执政理念”不同，搞得汉武帝十分郁闷。祖母去世后，汉武帝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治理国家了，他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算是出了积压在胸中的恶气。不仅如此，他还处心积虑地预防“女主”和外戚专权。汉武帝有6个儿子。他和卫子夫所生的儿子叫刘据，曾经被立为太子。后来因奸臣挑拨，再加上汉武帝本人疑神疑鬼，把太子给逼反了。太子政变失败后，全家被杀。晚年的时候，汉武帝不得不重新选接班人。这时，他看好钩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决定把帝位传给他。可是，他又担心“子少而母壮”，女主会“恣乱国家”，犹豫不决。最后，他想出一个办法：立刘弗陵为太子，同时处死了他的母亲钩弋夫人。汉武帝开创的这种做法叫“立子杀母”，其后一度被北魏所效法，成了一项“制度性”规定。由此可见，封建帝制是多么残酷、多么违反人性！

汉武帝之所以“立子杀母”，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女主”及外戚专权。但诡谲的是，纵观汉朝，外戚专权的现象极为严重。“吕氏乱汉”是有名的“女主”和外戚干政，但那是在汉武帝之前，我们姑且不说。就在汉武帝“立子杀母”之后，外戚专权的现象并未得到多大的改观。汉武帝死后，西汉的大权落到了外戚霍光的手中。霍光权倾一时之际，就连汉宣帝都不敢与他同车，因为汉宣帝知道自己的皇位是“霍大人”给的，倘若不小心，随时有被“废掉”的危险。再到后来，汉朝更有外戚王莽篡权之事。也就是说，汉武帝生前所极力预防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对此，若地下有知，不知汉武帝会作何感想。如果说这是历史对汉武帝残暴作风的一种报复，恐怕不算过分吧。

与汉朝相比，明朝的历史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在建立了明朝之后，朱元璋杀害了一大批开国功臣。有人做过统计，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的“胡惟庸案”，到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的“李善长案”，再到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的“蓝玉案”，朱元璋的政治谋杀持续了十几年，被诛杀的文武功臣及家属有五万多人。可以说，朱元璋用功臣的鲜血诠释了什么叫“狡兔死，走狗烹”。这样残忍的杀戮当然会留下后遗症，这个后遗症便是：明朝的君臣关系从此就再也没有融洽过。明朝的绝大多数时间，君臣之间的关系都处于敌对的状态，皇帝动辄就“廷杖”大臣，大臣也看着皇帝不顺眼，不愿意为其效劳。弄到后来，正德皇帝忙着“游龙戏凤”，不理朝政；嘉靖皇帝忙于炼丹，不理朝政；万历皇帝主动“*”，不理朝政；天启皇帝忙着干木匠活，也不理朝政。

历史的报复（2）

皇位最后传给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朱由检倒是勤政，可惜，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了。再加上崇祯皇帝也像他的祖先朱元璋一样，刻薄寡恩，滥杀功臣，这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最后崇祯皇帝不得不在亡国之际上吊自尽。自尽之前，他还发牢骚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满朝文武皆可杀”，把亡国的责任推卸给了大臣。这说明，崇祯皇帝到死也是个糊涂鬼。他就不想想：如果自己真的英明无比，那么大臣怎么会都怨你、烦你、孤立你、背叛你？“满朝文武皆可杀”，就你自己天纵英明，“非亡国之君”，这样的逻辑如何能说得通？如果“臣皆亡国之臣”属实，那么，“君必亡国之君”无疑。只有这样，才能和“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相吻合。实际上，崇祯皇帝徒有明君勤政、节俭的表象，而缺乏明君正确决策、知人善任、总揽全局的能力。他性格多疑、脾气暴躁、刚愎自用、急功近利。据统计，崇祯皇帝在位17年，期间担任过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副宰相）的人居然有50位之多，后世称之为“崇祯五十相”，由此可见崇祯多么缺乏容人之量——内阁大学士这样的高官，他说换就换！其中，还有两个首席内阁大学士被他处死。而被他杀死的其他文武大臣就更多了，光总督、巡抚这一级的高官就有19人。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因上一年发生的清军内犯之事，崇祯皇帝一次就杀掉文武官员36人，其中包括骁勇善战的总兵祖宽和精明强干的山东巡抚颜继祖。至于他在崇祯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