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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翻脸为哪般（3）

“诏狱系统”与“意图伦理”

“诏狱系统”是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柏杨先生解读司马迁的冤狱，说司马迁遭遇的就是典型的“诏狱”。汉武帝已决心屠戮李陵的全族，而司马迁还“不识时务”地赞扬李陵。司马迁的见解和汉武帝的心思发生了抵牾，司马迁就要被下狱治罪。柏杨先生对“诏狱”的解释是：“诏狱法庭的特征就是，犯法与犯罪无关，法官的唯一任务就是运用法律条文编造一个符合上级头目旨意的判决书。”对诏狱系统制造冤狱的能力，柏杨先生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司马迁不过一个中级官员而已，即令最高级官员，只要陷进诏狱系统，都不能自保。像削平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救星、后来担任宰相的周亚夫，他的儿子曾购买一些纸糊的刀枪之类的葬器，预备老爹死后焚化。有人告发周亚夫私藏武器叛乱，周立刻就被投进诏狱。周亚夫向法官解释那些只是死人的用具，法官何尝不知道那是死人的用具，但他们的任务不是追寻真相，而是执行命令，只好回答说：‘你虽然没有在地上叛乱，但很明显的，你将在地下叛乱。’周亚夫只有死亡。另一位农林部长（大农令）颜异，当皇帝刘彻发行一种专门向封国诈财勒索用的‘鹿皮币’时，颜异仅只向外翻了一下嘴唇，也立刻被投进诏狱，法官判他犯了‘腹诽’大罪——虽然没有在言辞上反政府，但却很明显地在肚子里反政府。颜异也只有死亡。”

柏杨先生“诏狱系统”的说法让我想起了文艺理论上的一个术语——“主题先行”。“主题先行”论是“四人帮”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理论认为文艺创作可以先有主题思想，然后再到生活中去选择人物，寻找故事，以表现既定的主题。在这种理论的毒害下，当年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不少从概念出发、图解概念的作品。“诏狱系统”与“主题先行”论十分相似。诏狱是先定罪，再用法律条文编造符合上级意图的判决书；‘主题先行’是先定主题，再运用文艺手法去传达领导意图。可以说，‘诏狱’就司法领域的‘主题先行’，“主题先行”理论就是“诏狱”思维在文艺领域的延伸和实践。

“主题先行”的作品都是失败的，这一点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其原因就在于，“主题先行”论违反了文艺本身的创作规律，使文艺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同样的道理，“诏狱”多是冤狱，因为在‘圣旨’的压力下，司法活动的独立性也被破坏殆尽了。

“诏狱系统”是中国传统的司法操作模式之一，它的阴影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消除，司法领域依然存在的刑讯逼供现象，就是诏狱系统不散的阴魂。“主题先行”的文艺创作在“*”前后十分流行，现在也不能说完全绝迹了。二者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虽然应用的领域不同，但二者所采用的操作模式却是如此地相似，这不能不让人进一步追问：相同或相近的操作模式的背后是不是有着相同的思维模式？

我的回答是：有。这个思维模式就是王元化先生总结出来的“意图伦理”。王元化先生在他的《清园近思录》中曾专门谈到中国传统中的“意图伦理”现象。他说，意图伦理的思维模式要求人们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即“解决思想问题，不是依靠理性的认识，而是先要端正态度，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先要解决“思想站队”的问题。可是，“按照认识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看，恰恰应该是相反的。因为结论要从事实的分析中才能得出，正确的立场要经过明辨是非的过程才能确立。已有的结论固然可以有助于去分析未经探讨的事实，但不能改变事实，而事实却可以改变过去所获得的结论。同样，原来的立场也必须在连续不断地去明确是非的过程中得到检验，才能证明它是正确的和是错误的。否则就会流入由意志代替真理的信仰主义，形成一种宗派意识。”除了在学理上批判“意图伦理”，王元化先生还指出了“意图伦理”的现实危害，“它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这种作为意图工具的理论文章，充满了独断和派性偏见，从而使应有的学术责任沦为派性意识。”说到底，“意图伦理”是一种只重意图而不讲是非对错的蛮霸思维，它所要塑造根本就不是现代的公民人格，而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奴才脾气。奴才不需要明辨是非，他们只要听主子的话，领会主子的意图，“惟马首是瞻”就可以了。正因如此，“意图伦理”才一再地强调领会“意图”的重要性，只要你能正确地领会上司“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