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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唐太宗李世民的想法并不错，实施之后也收到了效果，“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实为文化盛事，更关键的是，这里面还有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派来的弟子，“国际反响”也很好。可惜的是，唐朝后人并没有沿着李世民的这个思路走下去。《旧唐书》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则天称制，以权道临天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也就是说，到了唐高宗时，文化教育事业就不受重视了，等武则天称帝之后，她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不惜弄权，用官位来笼络读书人，学术尊严和学术气氛由此变坏，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

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但科举考试仍在进行，士子仍在源源不断地涌现，他们的就业渠道只剩下了一条：进入官场。官场接纳就业的能力本来不强，现在变得更加拥挤。恰在此时，武则天要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打击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于是她就另设机构，安插亲信。新机构产生，旧机构不取消，这样便开了机构重叠的口子。机构重叠势必冗员增多，冗员增多势必效率低下。更关键的是，重叠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不仅会消耗大量的国家资财，而且极容易引发官员之间的派系争斗。他们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在攀附和挤兑之中日渐消磨，而*奢靡之气却日盛一日。长此以往，官场风气焉能不坏？

最可怕的是，就在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官员日益增多、官场风气日趋*的情况下，唐朝官员的薪水却“芝麻开花节节高”。史学家钱穆计算，唐初俸制，官一品月俸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到开元年间，官俸数倍于唐初，天宝年间又数倍于开元，接下来，“大历数倍于天宝，而建中又数倍于大历。”屡次加薪之后，大历年间官一品月俸已达九千缗。此后，唐朝官员的薪水还在继续增加，直到最后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

唐德宗时的大臣沈既济曾痛陈官场之弊为“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沈既济的说法切中肯綮，可是，在末世悲风之中，有谁愿意听这样的逆耳忠言？再说，即便真听懂了这番话，此时恐怕也没人能“挽狂澜于既倒”了。因为这时的官场已经彻底烂掉，朝廷上下，文恬武嬉，哪里还有重新振作的机会？

唐朝前期之所以能开创盛世，官场的清廉之风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可是，官场的清廉之风培护甚难，而摧折甚易。一旦官员们丧失了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丧失了为民请命的精神情怀，他们是极容易成为逢迎拍马、结党营私、鱼肉百姓的腐朽集团的。而官员们一旦寡廉鲜耻，官场就会随之烂掉；官场一烂掉，即说明王朝气数已尽，只能苟延残喘地等待谢幕了。这一点，可以说是历代王朝衰落的铁律——强盛的大唐尚且如此，遑论弊端丛生的其他王朝？

殊途同归三诗人（1）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大诗人李白正奔走在前往庐山的路上。他经宣城，走当涂，过溧阳，辗转来到了庐山，在屏风叠隐居了起来。他在诗中写道：“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意思是说，自己现在无职无权，报国无门，似乎也只有隐居避乱的份儿了。

李白此时55岁，青春早已逝去，壮志豪情亦有所减弱。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他一度设想，外面虽然烽火连天，但庐山毕竟还是清静之地，自己不妨在此修道成仙。

诗人的设想常常会被残酷的现实所打断。这一次也不例外。

当时，大唐王朝正陷入战乱的烽烟之中。安禄山从范阳起兵，下博陵，至藁城，渡黄河，攻灵昌，陷洛阳，直指长安。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仓皇出走，逃往四川，行至马嵬坡，禁军哗变，杀死杨国忠，并要求唐玄宗处死杨贵妃。“六军不发无奈何”，唐玄宗只得令杨贵妃自缢。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马嵬坡事件。唐玄宗逃走之后，在朝里收拾烂摊子的是太子李亨，他后来在甘肃灵武称帝，就是唐肃宗。

唐玄宗在出逃四川的途中曾下诏，以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负责平定叛军，收复两京，同时命令永王李璘在南方参与平叛。李璘以*叛军为名，在江淮地区招募军队，收取租税，意在与李亨争夺皇位。李璘率领军队沿江东下，在经过庐山的时候，他得知大诗人李白正在山上隐居，就极力邀请李白加入到自己的帐下。

李白以为这是一次为国效力的机会，就投到永王李璘的帐下，做了幕僚。他自信地写道：“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