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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孟尝君所料，他们离开秦都半天后，秦昭王就后悔了，马上派出军队追赶孟尝君一行。孟尝君抵达秦国边隘函谷关时，正值半夜时分。按秦国关法，每天启关通行的时间是早晨，而早晨的标志则是公鸡打鸣。孟尝君急于过关，可是公鸡怎么会在半夜里打鸣呢？真是急煞人。正惶恐中，又有一个随从说，我会学鸡打鸣。说罢，便当真像只公鸡似地啼叫起来。这一叫，把函谷关上的公鸡全唤醒了，也一起引颈啼叫起来。守关吏卒只当已是早晨，便开关放行。孟尝君一行遂得顺利出关。等秦昭王派出的追兵驰抵函谷关时，他们早已出了秦国边境了。

孟尝君豢养有“鸡鸣狗盗”之徒的轶闻后来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可是北宋的王安石却以嘲笑的口吻说：“孟尝君真算得上是一个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呀！”（《读孟尝君传》）

此话怎样理解？或许就得从一部中国古代流氓史的发展源流上着眼了。盖古代流氓的先驱，即所谓“罢民”（罢，读作疲，解为“不愍劳作”而“乏于德义”。）、“游惰”之类，作为一种社会身份，早在西周时期便已出现了。为此，西周政府曾专门建立一种用土墙围筑成的称为“圜土”的强制性劳作场所，用来“收教罢民”，目的是使“其能改过”。但是，漫长的西周岁月，还只能算是古代流氓的发生时期。这类人真正成为一种社会群体，并且得以迅速发展，则是在东周时期。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公元前770年周都从镐京迁往洛邑（今河南洛阳）后，中国经历了500余年的史称“春秋战国时代”的风云激荡，传承了千年的奴隶制社会形态，开始在一次接一次的深刻变革中趋向瓦解。社会大变革的潮流席卷和搅动了社会各阶层。大批奴隶在挣脱了人身依附的锁链后，成为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农夫、工匠和商贩；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无数古老氏族的后裔沦为庶人，由因袭长久的不劳而获、养尊处优的生活，一变而为要面对着谋生的艰难。这两类动向，都在为早期流氓群体的凝聚、构成和扩张不断地输送人源，反映在社会观察家的评估中，就是战国大儒荀况的一声惊呼：“无国而不有罢士！”（《荀子·王霸》）换成现代语言来讲，就是流氓到处都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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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从“鸡鸣狗盗”说起（2）

——偷窃现象日益严重。子产相郑，孔丘相鲁，都把打击小偷作为体现政绩的重要标准。韩非引用过的一个故事，曾多次在史籍里出现：“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暮而果大亡其财。”甚而有人为儿子取名“窃”，让庄周对如此世风日下大为感叹。

——赌博成为一种社会公害，专业性的赌头和博徒公然活跃于市上。魏国因聚赌发生流氓斗殴，由此促成制定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明惩“博戏”的法令。

——斗殴乃至打群架的风气到处蔓延，各种诡诈局骗的行为相继出现。赵国中山地区频繁发生“淫乱余民”用女色“弹弦，游媚富贵”的“美人局”。再从《庄子·徐无鬼》里记载的子綦的儿子名叫的在燕齐间的勾当来揣测，拐卖人口的罪恶，似乎也已经流行了起来。

综览整个东周时期流氓群体的发展动向，最富有时代特征的，大概要数列国权贵对他们的招徕、收容和利用。特别是到了春秋之末和战国时代，这一特征的表现益加鲜明。北宋苏轼在《游士失职之祸》一文中描述道：“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便是这一史实的概括。这些“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基本上是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流氓，以及同流氓有密切联系的所谓游侠。而在率先为“鸡鸣狗盗”扬名的孟尝君门下，流氓更占有大半。《史记》述其初封薛邑时，便广招无籍游民、逃囚和现行罪犯，并实行贵贱等一的膳宿制度。声名传开后，同侪竟奔其门。直到司马迁为替他立传而去薛邑搜集材料时，还发现“其俗间里率多暴桀子弟”。求教于当地父老，原来这正是孟尝君留下的“遗产”：“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收罗“奸人”不仅使孟尝君浪得“好士”虚名，还有实际作用，前述鸡鸣狗盗逃出秦国只是偷儿伎俩表演。他路过赵国时，听说赵人嘲笑自己个头矮小，竟率领大家“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这就是典型的泼皮凶徒大亮相了。

和孟尝君齐名并以“好士”知名的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等人的情况，也大抵同鸡鸣狗盗复合。如信陵君就网罗了不少像毛公这样的赌棍。在著名的“窃符”事件中，他所以能得到魏王宠姬如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