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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白居易于唐德宗贞元年间初进长安时，曾去拜访过名士顾况，顾况告诉他长安的米价很贵，寄居大不易。可是谁能想到，与这种连一般知识分子都切感生计艰难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为数难以统计的市蠹型流氓们，正靠着两个大市场，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

所谓两大市场，就是在长安外郭城商业区里各占两坊之地的东市和西市。据《长安志》记载，东西两市各有220行。当时有个日本留学僧正在长安学习，他在日记里写道：“二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想一想，12行便拥有4000家店铺，总共440行的两市。该有多少商肆店家呢？

店家多，混迹在市场内的流氓也多。《酉阳杂俎》对此情景有概述，大概是说一伙一伙剃着光头、皮肤上雕着各种花纹的恶棍，手执羊骨，臂缠长蛇，在市场上横冲直撞，“张拳强劫”，客商或有不满，便举起羊骨殴人。唐武宗时，薛元赏官拜京兆尹，上任三天便收捕此辈30余人，全部杖毙，陈尸于市，以儆同类。但用不了多长时间，旧观恢复，甚至连深居宫中的唐宣宗也知道两市间有此积患，专门发了一道《委京兆尹捉获奸人诏》，内有：“如闻近日多有闲人，不务家业，尝怀凶恶，肆意行非，专于坊市之间，胁取人财物……”云云。以至后来形成了每逢京兆尹换人，必以捕杀一批坊市恶棍为新官上任立威的规律，但也终究不能根除。

除恃暴力向商贩顾客敲诈外，把持牙业、欺行霸市，是流氓们跳梁两市的另—条途径。而宦官和长安市上流氓的勾结，早在唐德宗时就已经是公开的现象。当时有所谓“宫市”，即宦官去东西两大市场为皇室购物，种种讹诈勒索，多赖流氓为之帮衬。“宫市”之害，许多人都发表过激烈意见，白居易的名篇《卖炭翁》就是为揭露此弊而作。但宦官为之公开辩解的理由，即为“京师游于堕业者数千万”而皆“仰宫市取给”。照此逻辑，商品市场成为流氓吃饭的大锅，当属天经地义。

市井凶焰有庙堂可恃，进而出现了流氓为人收买、成为介入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之杀手保镖的恶相。如元和十年（815）六月，宰相武元衡在靖安坊被刺。同一天，御史中丞裴度在通化坊被人伤首。当日京城大骇，满布恐怖气氛。官员出门，纷纷雇用保镖。又如开成三年（838）正月，宰相李石在亲仁里遭到袭击，根据分析，幕后策划者正是宦官头子仇士良，吓得百官都不敢出门，皇帝上朝时往阶下—看，总共才到了没几个人。

更新奇的还在于又有一批西域流氓也加入了市棍行列。早在唐初，突厥降人被迁入长安就有近万家。“安史之乱”的平定，得朔方、安西、回纥、大食诸部之力不少，又有很多西域诸胡得居功留滞京师，并往商业区勾当，“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一》）除了恃力纵暴外，西域流氓的特色“生意”是放高利贷，许多史料都证明这些人大都聚居在西市，放债对象以商人百姓为重点，也有衣冠子弟。此外，偷盗抢劫这些事，他们也干了不少。让地方官府头疼的是，西域流氓爱穿汉服作案。而本土流氓又爱穿“胡服”作案。所谓“贼出百端，诈伪非一。胡养汉帽，汉着胡帽”。（刘肃《大唐新语》卷9）归根结底，都是为制造假象，以至惹出政府一道明文规定：今后诸胡在京师者，不得再穿汉服！

两宋：“红灯区”里的众生相

以五代结束、宋朝开国为起点，中国古代流氓群体进入了转型期，色情行业的空前兴盛和赖此为生的流氓种类及其行为，有了急速的增长。

据《东京梦华录》称，北宋时京师汴梁的“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打个大折扣，算它为3000家之数吧。则可以推定，仅汴京一地就食色情业的篾片帮闲起码不下数万之众。

以陪宴写帖、房中做手、楼下相帮、王八龟儿等名目形色直接在官私妓院里勾当者，彻头彻尾地同卖淫生意捆在一起，并依“营业额”大小和老鸨、妓女分享物质利益。他们中有的靠相席行令、插科打诨的本事，在色媒酒宴上陪座；有的凭下棋打牌、做局“抬轿”的伎俩，在房内博局上伴赌；还有的仅仗弄腿使拳的狠劲、传言送语的口劲或撒泼行赖的刁劲，分别担任了“维持秩序”、兜揽生意、索讨欠账等差使。据耐得翁《都城纪胜》等资料介绍，这些人的来历，多为失业游民、破落户子弟。还有—些，原先也是嫖客，嫖光本钱后靠老鸭或红妓的面子，“留院勾当”。《夷坚志》里介绍过一个如此履历的人，名叫傅九。性喜狎游，在花街柳巷中淘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