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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6）

发现一个创作苗子，诚属不易，但培养一个创作尖子，更难。发现，个人角度即可实施，培养，则非通过组织不行。延川的有关部门，为使路遥成才，越轨地创造条件，也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和没有非议。曹谷溪推荐通讯组，不是派性通讯组，不管这派那派，谁胜任我就举荐谁。介绍路遥进县文艺宣传队搞编创，有些人告状说是耍私情，一位老干部曾质问文教局的文化干事，王卫国那小子能进宣传队，他的孩子怎么不能，文化干事回答：“如果你的孩子发表上路遥十分之一的作品，咱们马上给宣传队增配一名编创，县上正愁人才缺。”老干部无言以对。县宣传队也有人挖苦文化干事，调来个编剧不写戏，文化干事正告：你大概没看过路遥的介绍信，任的是编创员，既是编创，诗歌、小说都算，宣传队在舞台上的诗表演，小快板，虽然不是戏剧，不也挺受欢迎吗？更何况路遥和闻频合写的话剧《第九支队》分明是上演了的。唇枪舌剑，简直像吵架一样，都是为了路遥。

路遥的名气越大，与他文化素质偏低的反差越发明显，得让他系统地上学深造，成了所有关心他的人们的共识，能上大学，更好，上不了，中专也得让去。当时招生不实行考试制度，搞推荐选拔。过推荐关，路遥不存在障碍，大队、公社、文教局、县委，一帆风顺，而过选拔关，难度就大了，没上过高中，基础差，倒还其次，那个时代初中生直接进大学参加“上管改”的不在少数，难就难在他是“造反派头头”，各路招生人员畏之如洪水猛兽，这样的学生招回去，极有可能犯政治性的错误。北京师大的，明明不接受，反过来还说路遥这样的好苗苗，放在师大屈了才，建议为其另谋高就；陕西师大的，不愿录，理由是他们也属师范性质，培养的是教师，路遥上个综合大学中文系最理想，招办的同志解释说本县今年没有那方面的名额，对方回说：推迟一年又有何妨。他们甚至私下议论，这个延川县，把个造反派头头当王牌，非得推荐上不可，硬把自己头上的虱子往别人身上塞，简直岂有此理。

事情眼看就要“黄”了，大学送不进，中专也难保。矮胖的县文教局长领上招办干部，带上一沓子《山花》，与延安大学招生的同志恳谈，拍胸膛保证路遥在政治上出不了问题，进别的系难说，读中文系肯定能跟上。招生的同志似有所动，但仍有顾虑。直逼得县委书记赤膊上阵，乘坐全县唯一的24——50071号吉普车，频繁地出入成名后的路遥称之为“陕北某大学”，去做工作。据说，当时中文系的领导，现任校长申沛昌，慧眼识英才，既求才若渴，又勇于负责，冒着风险拍了板，路遥才三步一曲折地被录入延大中文系——一步跨入他人生旅途新的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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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正明：路遥的大学生活（1）

几天来，路遥的猝然离世，使我神情惶惑，他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不时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把我一次次引入大学生活的深深回忆：在课堂上，他领悟着文学发展史的搏搏脉络；在阅览室，他欣赏着优秀文学刊物的每每精品；在图书馆，他钻研着文学大师的代表之作；在同学中，他谈论着构思、形象、情节、细节；在社会实践时，他深入生活并站到生活的高处。观察、了解、发掘平凡人生的真、善、美。

1973年9月初，延安大学中文学系来了一名延川学员。他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的长制服，挎着一个当时北京知青普遍用的黄帆布背包，脚上是一双浅蓝色球鞋；他个子不高，身体胖乎乎的，头部稍向前倾，留着青年运动发型；他脸刮得青亮青亮（全脸胡），单眼皮下两只深邃的眼睛，鼻子不大不小，厚嘴唇角带着丝丝微笑。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王路遥同学。

路遥进校不久，就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刊物和著作的海洋。他曾对我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鼎盛期，出了不少好的作品，我要回到那个时期，和作家分享那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自习时，他多数在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