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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寻找，想必偶尔也会看到他佝偻、近视、耳挂助听器、咳嗽得厉害的苍老身影——犹如我们在早些年电视屏幕上所时常见到的那种标准形象。作为他一生政治上最后一个小小的高潮，五十年代某年当他应邀偕夫人郑佩宜赴中南海怀仁堂观赏文艺演出，坐在前排的毛曾转过头来亲切向他致意，并以自己即席吟咏的《浣溪沙》一词当场索和，这不免让柳受宠若惊。但这位从前以门生视前者，顾盼自雄，相许“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时代风云人物，现在落在纸上的已是“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骈阆”这样令人同情的纪晓岚式的文字了。也许，对于他的旧僚、朋友、同事，最后一次有机会见到他应该是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当时柳已经衰老得相当厉害，耳聋目昏，站立不稳，以至需要有人小心挽扶着才能勉强在主席台就座。两年后的六月二十一日，也正好是毛在京读《人民日报》有关余江县的报道，写下七律两首的那个浮想联翩、欣然命笔的夜晚的几乎同时，在北京医院的一间高于病房内，一生慷慨激昂，好作惊人之语的柳一言不发，黯然辞世。三天后首都各界人士相集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大会，在主祭者的长长名单上不乏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吴玉章等*重量级人物，但我始终无法找到他的诗友兼政治同道毛泽东的名字。同时主祭场挽幛上“柳亚子委员灵堂”的称呼——而非习惯所称之“同志”或“先生”——看来也不无耐人寻味之处。当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生前，我敢担保这势必又会引发他一顿大大的牢骚。所幸他的思想与异乎寻常的自尊当时已再也无暇顾及这些细节。公祭结束后他的灵柩按事先安排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在那里，他躯体的政治部分在火焰与空气中迅速消逝，化作一抹轻烟。而艺术部分却被永久纪录在文学史上，直至今天为止，尚是一座恐难为时人逾越的山峰。

龚定庵在一八三九（1）

首先是一个旧时代的暮春的拂晓。两团灰白影子──　一辆载人马车与一辆载满书籍及文稿的马车，前后仓皇疾驶于古老北京长安街两畔宫烟沈沈的御柳之间。由于当时天色尚未大亮，试图描绘车中乘客的面容与神色显然有些困难，但从不携家眷仆从，且无亲朋同事相送，举止慌张、行迹异常这些现象来分析，说此人身遇急难、或有什么灾祸意外临头恐怕也不为过。事实上后来的文史研究者对这一点也都大致保持了这样的共识。考虑到这个细节在本文中的特殊意义，记住它的发生时间也就显得十分必要。好在这个日子──道光乙亥四月二十三日──在出逃者后来陆续写于旅途的诗稿里有着十分详尽的记录。当然，这里使用的是传统的旧历。如果要换算成道光年间已相当流行的德国人汤若望为崇祯特制的西洋历法，那么公元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可能就是我们这里要讲述的这个凄婉爱情故事的开始。特别有意思的是，如果换上一个角度，即纯粹从叙事及情节高潮来考虑，这一天又恰好可以看作是整个故事的结束。

一个同样衣冠不整，神态惊惶的年轻官员吴虹生在距都门七里外的荒僻凉亭里等他。作为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与同僚，同时也是京师里大大有名的一个悲歌慷慨之士，此时却表现得审慎而忧形于色。匆匆说过几句话以后，彼此满饮三杯，相看无言，洒泪而别。（“出都日，距国门已七里，吴虹生同年立桥上候予过，设茶，洒泪而别。”《乙亥杂诗》第二十门首自注。）当然很少有人知道，杯中满斟者其实系茶非酒。这也正是吴甘愿冒着天大风险赶来相送的更为内在的原因。规劝抑或责备？或者这两层意思在这里都有了吧！对于这位多次因酒喝多了胡说八道最终引来杀身之祸的生平知己，吴为安排这个非同寻常的场面可以说费煞一番苦心。他再次警告他这酒是非戒不可了，同时也指望自己精心设计的这个相送细节，能对他今后的生活多少起到一点警戒与提醒的作用。

当天傍晚时分车马已抵达南北必经的通衢大县固安。穿过斜阳残照、衰柳暮鸦的运河码头，车中乘客突然令驭者勒住缰绳，缓步下车，登上堤岸，朝暮霭缭绕的北京方向最后望了一眼，然后掩面长叹，驱车急驶。森严而显赫的帝都在身后犹如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旧梦。他知道，在马首缓缓转动的那一瞬间，他的功名，他的事业，他的爱，他的花，他政治的狂剑和他情感的怨箫，都将在他的生命中被从此埋葬。包括自己的现实身份，也将从昔日倚才傲物、名动公卿的狂士，迅速转化为一个猥琐的曖味的逃亡者。他为自己命运的乖戾感到悲痛，尽管他对自己做下的一切毫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