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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激化，最好不要触动与延安对峙的第八战区部队。”对此华北派遣军反驳说：“这种看法是对共产党势力的本质认识不足。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求助于国共斗争等想法，完全是一种姑息的看法。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毅然决然地围剿消灭共产党势力。”因此，在1942年1月制订的“西安”、“洛阳”等作战方案中，“均含有摧毁延安的意义。”岛贯武治甚至说：“华北方面军的真实意图，却在于消灭延安。”

1942年2月25日至26日，日华北派遣军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了岛贯武治提到的《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该“大纲”声称：“特别要先以河北省北部的肃正工作为重点，”同时，“根据情况，断然进行西安作战、延安作战，为中国事变的解决、华北局势明朗化作出贡献。”

1月底制订的西安作战计划，2月底才下达“治安肃正大纲”，从这个时间顺序上也可以看出，当时在冈村宁次心目中，西安作战的位置是第一位的。可是，事情却迟迟定不下来。为此，冈村宁次很不耐烦地表示：“如能增加一定的兵力，则可以进行五十号作战（指进攻西安）。如不能增加，则准备暂时从满洲借用兵力，彻底进行治安整顿。”

看来，当年冈村宁次的打算是：第一位的选择，是进攻西安，以压迫重庆，并摧毁延安。“为中国事变的解决”作出“贡献”，以从中国战场腾出手来；第二位的选择，是在进攻西安不可能的情况下，转而全力进攻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河北的抗日根据地。这河北的抗日根据地中，据日后日方实际实施的情况看，又主要是冀中。

不过，冈村宁次始终念念不忘进攻四川的念头。1944年12月15日，也即他任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后，还对参谋人员们说：“大东亚战获胜之道，惟有在太平洋上与美军死拼，并使中国政策迅速屈服。派遣军应排除万难，达成屈服中国政府的目的。”

从冀中开刀（5）

这是一个始终牢牢不忘自己的敌手，并一定要倾其全力压倒对方的人。他将会给对方带来怎样的灾难呢？灾难的钟摆，在延安和冀中两者之间晃动着。它将停在何处呢？■减少一个日本兵，即可节省二千日元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便指出：“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日方文献声称：“从昭和14（1939）年秋天到15（1940）年春天，日本的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了，”“日本为突然表面化的国力穷困状态而苦恼着。寄以极大希望的扩充生产力计划已正式开始执行，而实际完成情况仅仅为计划数的80％。电力不足、严重的米荒一齐袭来。”看来还是工业、农业全面危机，其中农业危机尤为严重，在日本国内的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缺米现象十分突出，“在东京各警察署管区内，许多人家的米谷保存量降到平常需要保存量的一半以下。警察署长亲自和粮商一同为买米而奔走，并采取了每次出售限制在二升以下的办法。”

“此粮食问题造成人心极度不安，”甚至“发展成为阿部内阁倒台的最大因素。”然而，“接着组阁的米内内阁仍然为此问题而苦恼，直到昭和15年（1940）5月每次的阁议‘总是议论米的问题’（5月4日，畑陆相在陆军省局长会议上谈话）。

结果政府花费两亿日元进口外国大米，约相当于国家进口总额的10％，大大打乱了整个进口计划。”

如此糟糕的国家经济，怎么能支撑住战争的需求？日军参谋次长泽田茂中将，忧心忡忡地说：“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畑陆相也是这样判断的。”泽田茂左思右想，不由发出“日本的力量究竟还有多大”的哀叹。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说：“由于国力衰退，使陆军统帅部的首脑打赢战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国力穷困，养不起那么多兵了。为此日方只好削减兵员，紧缩经费。

据说，日本的年度预算是由大藏省主计局和陆海军之间协商决定。1939年年底，大藏省提出把陆军1940年的预算金额从60亿日元削减为44亿日元，并要求把在华兵力从80万人缩减到50万人。“削减一个兵就等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