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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定女二师中学部读书，平时听到句粗话都不舒服，有一次她正关着门在洗脚，一个男同志突然闯进来，她的脸都“刷”地一下子红了。可现在却让她去演一个三等妓院的妓女翠喜，有些台词还非常粗鲁难听，如翠喜对小翠说：“妈那个×，四面叫人家搂着三面，人家愿怎样就得怎样，这上他妈哪里讲理去！”这样的话她怎么讲得出口？所以她开始是坚决拒绝出演这个角色。再比如女演员宋珍，当时不过是个参军才半年，小学毕业的十三四岁的乡村女孩子。听别人说她演的小翠是个“窑姐”，还不懂“窑姐”是什么意思。等弄明白了，说什么也不愿意了。不过，那会儿的人觉悟高，领导劝说劝说，说一说演这个戏，就是为了揭露这种腐朽生活，也就都接受下来了。

再说这筹措道具难。《日出》这出戏，场景按说并不复杂，只有两个，一是一、二、四幕的场景，一家豪华大旅馆里“最好的房间”，一是三等妓院里一间低矮小屋。这后一个还好说，前一个可怎么办？再说剧中的人，大多是有钱人，这皮大衣、西服、大礼服、绸缎绣花旗袍、高跟鞋、大沙发、落地灯……在当时的冀中农村，真是有钱也没处买去，何况没钱。当时剧组的全部“经费”，就是上级批的一百三十匹一尺三寸宽的土布。这土布怎么能变成上面提到的那些道具呢？大家都愁得没有办法，而导演凌子风却觉得不成问题，只见他白天指导排戏，晚上忙着做道具。一件件道具，就神话般地在他手里诞生了。到了4月底5月初的一天，军区首长来审看时，看到这漂亮的布景和服装，都不由露出了惊奇的目光。他们不知道，演员穿的绣花旗袍，是凌子风用彩笔画出来的，脚下的“高跟鞋”，是凌子风和村里给马上掌的老铁匠一起打制出来的，摆的“沙发”，其实是几把破椅子架上几个背包，上头再蒙上层毯子。这“手绘旗袍”如今也是最时髦的，这钉马掌的铁匠做的高跟鞋，样式虽不好说，但场上一走，也还像回事。吕正操、程子华等看得十分开心，喜欢摄影的吕正操，还不时站起身来，抓拍个精彩镜头。

不用说还有演出难。在冀中，四周二三十里就有敌人据点。要在一个地方待下来，演这么一出长达大半夜的戏，不惊动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日出》第一次公演，本来定在1941年“五四”青年节。可安平、深县的敌人听到了风声，来了个突然袭击，结果戏没演成，先忙着转移了。

可正因为这难那难，能看上一场《日出》才显得格外有吸引力。看过这戏的人都说那房子，太漂亮了。说这个戏看起来真过瘾。当年，城市里有钱人的生活，差不多像今天的西方生活一样，让人们感到好奇。何况，戏里还有一幕是讲“窑子里的事”，最初看这个戏还有一定级别限制，军队要连级以上，地方上也限于干部。这就更让人感到神秘了，这戏非看不可！　1942年5月1日这一天，演员们演得格外投入，观众们看得也格外认真。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此后不久，就在大“扫荡”中牺牲了。作为演员，这就成了他们最后一场演出；作为观众，这次看《日出》，恐怕就成了他们活着时最留恋的一次精神享受。

5月1日至10日（3）

当然了，毕竟是大“扫荡”时期，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看戏的。一些战士，必须去站岗放哨；一些干部，也必须要坚守岗位。当年任冀中军区司令部侦察科长的原星，就没有去看戏，而是在坚守岗位。戏正演着，他来到会场，悄悄向吕正操司令员、沙克参谋长报告：敌人向安平、饶阳调动兵力了。吕正操镇定地说，各单位派人回村把东西带上，让大家把戏看完，看完戏立即出发。这天演完戏，天已是快亮了，齐岩回忆说：“这天晚上演的是《日出》，那时的条件演这么一场大戏，装灯光、换布景的时间不比演戏的时间短，所以当演到陈白露说：‘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这句话的时候，解放区的太阳露出地平线徐徐升起了。”《日出》是四幕话剧，就是今天演出，也得要三、四个钟头，再加上夏天天长夜短，一演一夜是完全可能的。当年在剧中扮演李石清的郭筠说，有一次，“是在博野县的庄窝头村演《日出》……因天长夜短，加之舞台换景拖沓拉长了时间，第四幕将闭幕时，陈白露吞下安眠药，台词说到‘太阳出来了……’的时候，真的一轮旭日正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大家不由地说：‘啊！真的，太阳真的出来了’。”

戏演完后，一部分人就出发去各地，藏身于民间了。这时，实际上已是5月2日凌晨了。“五一”大“扫荡”一开始，就是一个不眠之夜。据说，60年代，林彪曾说过“无产阶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