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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前为宁夏军区参谋长的戚国祥老人，辽宁抚顺市人，1945年15岁参军，南下时是47军139师炮兵营书记。

老人说：

在襄樊，还没过江，我就打上摆子了，好家伙，压上3条被子浑身还直哆嗦，牙磕得直响。心里这个纳闷呀，天这么热，怎还这么冷呀？一会儿又发起烧来，烧得迷迷糊糊的，嘴唇都烧破了。

47军东北人多，谁也没见过这阵势，医生、卫生员开头也不懂，干着急，都说这是什么病呀？这地方怎么还有这种怪病呀？

赵兴元老人说：

武汉解放后，我们118师担任卫戍任务，临时从地方拨给我们营一辆卡车执勤、巡逻，司机是个武汉人。天热，南方人习惯在外边睡觉，那司机就在卡车上睡。第二天早晨起床后，见那司机在车上挂个蚊帐。这是个什么东西呀？我觉得挺新奇，左瞅右瞅，也看不明白。从山东到东北，哪见过蚊帐呀？

通信员也起床了，那脸上、胳膊上红红的都是疙瘩，我说你怎么了？他摸摸脸，说，营长，你也一样呀。我也摸摸脸，那脸疙疙瘩瘩的，这才觉得浑身这个痒呀。回到屋子里，见墙上那蚊子呀，一个个肚子都喝得鼓鼓的。

在城里住房子，行军打仗睡野外。稻田、水塘那蚊子一群一群、一团一团的，跟你走，轰不散。在东北解个大溲，冰天雪地的，得小心冻坏生殖器。在江南，你得抓个树枝子，连枝带叶的紧扇乎。睡着了那人踢一脚都难醒，蚊子叮咬算什么？

好像是湘赣战役后，上级号召用夹被自己缝制蚊帐。武汉人躺在正儿八经的蚊帐里，还拿个大蒲扇直扇乎，那被子蚊帐还不成了蒸笼？就算睡前能抗住，睡着后还不把胳膊腿扔出去凉快了？这能不得疟疾吗？

3连一个战士，恶性疟疾，上吐下泻，不到3个钟头，那人就不行了。

邵云升老人说：

过江到了公安县，一些人就打上摆子了。有个战士不到20岁，吉林人，行军时摔倒了。我和通信员背他去师医院，路上就在我背上死了。

离休前为锦州市环保局长的孙洪瑞老人，当时是40军119师357团2营5连指导员。

老人说：

打摆子先冷，半小时、个把小时后开始发热，烧到39、40度，恶性的能达到42度。有的一天发作一次，有的隔天发作，有的三四天一次，还有一天几次的。不管多长时间一次，你上午8点，他下午3点，到时候就来“上班”了，那才准呢。又冷又热折腾你两三个小时，出身透汗，身子就轻快些了，那人就越来越虚了，脚下就没跟了。

发作起来，头痛眼花，口干舌燥，脉搏、呼吸加快，恶心呕吐，有的还拉稀。论起防冻、治冻伤，四野老兵都有一套。可打摆子这些症状，没有治疗南方病经验的医生，也搞不明白这是个什么病，就算确诊了，开头也没药呀。

我是隔天一次，不轻也不重——老天爷够照顾的了。

好在不是同时“上班”。行军途中，“下班”的照顾“上班”的，大家轮流互相帮助。全连150多号人，谁何时“上班”、“下班”，连排干部和班长都有数。晚上查铺查哨更得留心。早晨起床，见谁没动弹，那心一下子就吊起来了。上去晃晃还没动静，就得赶紧送团里，或是直接送去师医院。

杜博老人说：

我们营1200多人，一个教导员左光远，一个1连长吴德胜，就他俩不打摆子，我是又打摆子又拉稀。

张仲先老人说：

在海南岛，我们营就4个人没打摆子。和我们营一起登岛的保卫股长郭孝明，是恶性疟疾，没死捡条命，头发掉得光光的，头脑反应也迟钝了。

我是没打摆子的4人之一，而且不拉肚子，南下一路什么病也没有。大家都奇怪，这个羡慕呀，说你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呀？

那时对付打摆子，已经有些经验了，不像开头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怪病”，心里没底，慌，着急上火。奎宁、阿的平，还有治痢疾的药，基本上够用了。

王风友老人离休前是银川军分区司令，1946年从吉林省榆树县入伍，南下时为47军140师警卫营2连1排1班长。

老人说：

南方天热，天热人就渴，渴了就得喝水。

东北人喜欢喝凉水。辽沈战役那些支前民工，扛担架的，赶大车的，屁股上都挂个瓢。进村了，到井台上打桶水，舀一瓢咕咚咕咚灌个够。不论春夏秋冬，就这么灌。我们都是这么灌大的。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