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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打下一座城市就奔另一座，别说大城市，连中等城市都未住过。我们是主力，主力就意味着多打仗啊。这次在武汉担任卫戍任务，一待就是一个多月，那可真有点土包子进城的味道，又是南方的大城市，北方人看什么都觉得稀罕。至于权力，配合地下党转入公开活动，协同掌握铁路、通信、交通、警察部门正常运转，维护社会治安，发动工矿企业迅速解决粮食和水电供应等，那权力不但大着哩，而且几乎没有管不到的地方。

几天后，上级通报来了，表扬几句，就说我们在执行群众纪律中过于拘谨、呆板了，连送来的开水也不喝，水是可以喝的。

群众自己烧的开水，用水壶提来，用水桶挑来，当然是可以喝的，这道理我们还不明白吗？可四野有个入城纪律十二条，大家反复学习，都背下来了，其中第六条规定：“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尤须谢绝。”这白开水不算什么，却也属于“人民的慰劳”呀。

现在想想，什么叫“秋毫无犯”？

翟文清老人说：

进武汉当晚，我们睡在街头，在江汉关那儿。第二天分到住处了，是汉口“文明监狱”。大家开玩笑，说好不容易进了回大城市，先当“花子”（东北人称乞丐为“花子”、“要饭花子”）睡大街，又当“犯人”住牢房。

在路边屋檐下，附近还有个操场，选块高点、干爽的地方，枕着背包，抱着枪就睡了。许多市民拉我们进屋去睡，我们再三解释，说上级有规定，不准借住和租用民房，打扰老百姓，那样我们就犯错误了。

张仲先老人说：

我们营部住在个烟草公司院里，好像叫“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给我们腾出几间房子。几个管事的见了我们点头哈腰，一口一个“大军”、“欢迎”，那心里其实是又烦又怕，恨不得我们立马就走才好。

旁边有个游乐园，跳舞的，赌博的，卖淫的，乌烟瘴气，真是个花花世界。3连一个班在那儿执勤，妓女挑逗咱们的战士，都被赶走了。后来3连被军里授予“遵守纪律模范连”。

在电影院看场电影，进去时观众都起立鼓掌欢迎，一会儿就都躲着我们了。怎么回事儿呀？原来是我们身上汗味儿太大了。行军打仗，下场雨算洗个澡，那人都臭了，可自己闻不出来呀。赶紧洗澡，这也是军人形象呀，一个个都收拾得清清爽爽的。

在汉口的用“118师”番号，到武昌的用在东北时的“7师”番号，虚张声势，兵力不够，任务很重。那也不闲着，有空就清除垃圾。北平解放后，到处是垃圾，有的胡同口都堆满了，国民党哪还有心思管这种事儿呀。武汉也是一样，天越来越热，那个味儿呀。

听说我们要走了，烟草公司几个管事的都跑来了，说“大军真是仁义之师呀”，“从未见过像大军这样的军队呀”。

还是点头哈腰的，那话却变得真诚了。

翟文清老人说：

休整期间，我们住在一户有钱人家的厢房。那家一个老先生，60岁左右，穿件黑府绸衫，摇把大蒲扇。见我进去，赶紧起身让座，让家人沏茶。我说我们住在你家，打扰你了。唠了一会儿，他说不瞒你说，我原来是国军，当过师长，身体不好，年纪也大了，抗战结束，就告老还乡当老百姓了。又道：像我这样的人，贵党贵军将会如何处置呀？

我说：你打过鬼子，于国家、民族是有功之人。只要拥护共产党，支援大军南下，愿意为国家效力，不管什么人，共产党都会欢迎的。

他说：国民党腐败，我拥护共产党。

湖南国民党复员军人特别多，这些人对我们有顾虑，地主则害怕打土豪。当时四野有个电报通知，讲部队进入新区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分地主土地、粮食、浮财，只肃清土匪，打击政治上特别反动的恶霸地主，要努力发展生产。我们就宣传这个。那时部队走到哪就宣传到哪，宣传党的政策和我军的宗旨、纪律。

在海南岛五指山地区，算是见到了什么叫“穷得穿不上裤子”。许多青年男女都光着膀子，只在腰间围块破布，有的用树皮的纤维编织起来遮挡着，年纪大点的就光溜溜的。在东北也见到穿不上裤子的，少，在炕上围个破被不出门。五指山那人就光着身子在地里干活，往山下扛毛竹，黑黢黢的，吓你一跳，赶紧扭过脸去。

不用号召，大家都捐衣服，叫“解包袱”。干部战士都有个小包袱，包两件换洗衣服。老百姓就说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