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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越来越大

每个人都可感知的急速的社会变化，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样，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袁岳喜欢按照公共行政管理的方式看待政府的转变，他说政府仍未学好如何处理公共关系，如何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也像袁岳一样感受到新兴力量的成长如何在拓展中国的社会空间。他说：“不安全是企业家最大的担忧，但如果你为他提供政治预期的话，他们这种感觉的强烈程度会超过所有阶层，因为他们是有产者。”著名的法学家*则相信司法制度的专业化很可能是推进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最重要力量，当无所不为的国家权力消退时，司法制度是新的价值判断标准。

或许是媒体天生偏爱“戏剧感”，我们试图询问每一位交谈者，哪一年在中国改革史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标志之年？改革的下一个突破口是什么？类似WTO组织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对于中国改革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刻？哪一种力量充当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问题显然都难以回答，并必然地缺乏足够的定量分析。寻找答案的过程，最终变成了一场破除“简单答案定式”的过程。

当眼前的讨论越发热烈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回到一个更为漫长与艰辛的传统：我们该如何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制度，技术性的模仿能走到什么程度？我们对于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与吴敬琏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市场经济的期待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场经济的优势，却仍可能面对转轨难题而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个我们想像中的理想国？

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

当马立诚在电话中答应接受采访时，他仍习惯性地压低声音。就像他自己所说，在《人民日报》2　000多人的编辑部内，他是个边缘人。从《人民日报》巍峨的大门进入，穿越开阔的院子，来到新编辑部大楼的旅程，带有某种怀旧色彩。安静气氛与院子中成长的高大松树，流露出与不远处的嘉里中心不一样的气息。

57岁的马立诚拥有一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清瘦、温和，他是这份中国最具有官方权威性报纸的评论员之一，在过去的50年中，这个职位一直具有某种特殊的荣誉。但自从1998年与同事凌志军共同写作《交锋》一书以来，马立诚多少改变了人们对于评论员这一职称的习惯性看法。这本著作被普遍视作20世纪90年代最令人瞩目的政治类作品，而他本人也被称作“中国最知名的政治评论家”。尽管它的印制粗糙，结构与行文并不精美，却是第一本完整地记录自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内关于改革路线的左右之争的著作。“后来的反响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大”，马立诚在5年后回忆说。《交锋》可以看作是1998年春夏热烈的政治探讨气氛的符号之一，马立诚与凌志军富有想像力地将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2年的十四大并列为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们使中国告别了个人崇拜与所有制的崇拜。

2002年初冬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意味着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显然，它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党的领导人的平稳的、制度化的交接，在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之后，*在报告中提到了“政治文明”，它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提法一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样重要的是，24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可能再次走到一个关键点，就像一位资深经济学家所言，“十六大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上的主要障碍已基本消除”。而在体制内工作多年而不得不面对左与右之争的马立诚也认为：“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差不多不复存在，政治改革将成为最重要的议题”。经过20多年的中国式渐进改革之后，中国的经济学家一再重复着*在1986年9月份的判断：“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在渐进中变革（2）

“在新闻界，一些变化已经出现。”马立诚对于中国媒体在的变化深感兴奋，他甚至使用了“大地微微暖人心”这样的形容。从2003年起，《人民日报》由12个版增至16个版，“这是最近几年以来最醒目的变化之一，这是十六大以后党推动新闻改革的一种表现”，马立诚对此评价道。他援引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日报》的讲话精要，即这份具有悠久传统的权威党报，不仅要表达党的意志，还要传达人民的呼声。中央电视台甚至决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