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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刻，我们却拒斥或是漠视了它。我不关注它的过去，也很少考虑它的未来，更不知道它与整个世界正在发生哪些关系。

Dot…运动给我刻上了深深的“热衷于时髦”的痕迹。我必须承认，当我在2002年左右将目光投向中国时，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话题已变得如此热门。我几乎从未读过古文，对于传统文化一无了解，我的主要阅读材料来自于被翻译成中文的外版书籍与杂志。就像我的朋友所说，当我谈论中国时，口气仿佛是一个外来者。但是，当我谈论得越多，就越发现自己是这个话题的一部分。我越像旁观者一样感受到“伟大的中国故事”，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召唤，即成为这个伟大故事的参与者之一，帮助这个伟大故事实现。

当身处河流之中时，你常常感觉不到它的流动。但如果你将目光稍微放得长远一些，你就又会发现多么大的变革已经产生，中国已多么深刻地卷入了全球事务之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即使她的增长速度日渐减缓，她也将并不费力地超越英国、法国与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经济体。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本”，中国的国家战略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当中国领导人前往非洲时，关心的重点之一是石油，这种利益上的要求将越来越迫使中国更广泛地关注全球性的政治、军事变化。亚洲日渐习惯甚至依赖中国的崛起，再没有狭隘的中国利益，中国必须为亚洲的稳定提供更多的帮助。历史不断教诲我们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最终总会转化成政治与文化力量，尽管这其中可能存在着相对漫长的间隔。

重新发现中国（10）

但是，有多少中国人已经为这种变革做好准备，他们准备适应中国的新角色了吗？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领导性国家，那么有多少中国人了解了美国、日本、欧洲、朝鲜与越南……人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是一个崛起的国家的政府与国民，应该拥有怎样的能力与心态，他们怎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赖？多年以来，我们不断犯的一个错误是，要么就将外来者视作在一切方面都占优势的一方，彻底失去自尊，要么就是沙文主义的俘虏，以不屑一顾的姿态对待别人。在整个80年代，我们将日本的经济奇迹视作榜样，但伴随着日本泡沫的破灭，日本似乎一下子就成为了反面教材，在中国概念刺激下的某些人很少意识到，即使停滞的日本，人均GDP也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的30倍以上。

“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

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注定了我们拥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超过四分之一的世纪中，中国没有经历过全国性的混乱，没有遭遇恶劣的外部环境，并保持着高速度的物质生产能力，这在过去150年的中国，从未出现过。这种乐观主义常常赋予我无法去除的轻浮感，世界总是充满幸运，而没有艰苦。几代人面临民族危难时表现出的深重的使命感，到了我这一代几乎消失殆尽。出生于70年代后期的一代人几乎是“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对他们而言，世界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叙述的。1978年最重要的历史，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是斯蒂夫·乔布斯的苹果电脑有了进一步改善；1989年值得纪念是因为伯纳斯·李发明了互联网……意识形态终结了，我们关心的是MTV、管理革命与跨国公司，在这一面上，中国这一代青年与西方的同龄人相当类似。

但伴随着成熟，这一代人将必须肩负起更为重要的使命。他们要帮助这个国家摆脱历史的阴影，向更为成熟与强大的方向迈进。值得忧伤的是，这一代人仍缺乏韧性与耐性，或许也缺乏足够的雄心壮志，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没有历史的阴影，他们或许会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健康。对我而言，未来令人激动的是，我正在卷入一场伟大的试验，我将有可能像我景仰的人物一样，帮助塑造一个新国家、一个新社会的形成。

每个人都可感知到的、急速的社会变化，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样，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但我们仍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制度，技术性的模仿能走到什么程度？我们对于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与吴敬琏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市场经济的期待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场经济的优势，仍可能在面对转轨难题时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个我们想像中的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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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渐进中变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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