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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4年改革的直接参与者，吴敬琏在2003年初也对《财经》杂志坦承：“作出市场经济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一了百了……好的市场经济应当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是'法治的市场的经济'”。

我们对于今天的政治改革的理解是否与吴敬琏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于市场经济的期待具有类似之处？即使我们都只在字面上理解市场经济的优势，却仍可能面对转轨难题而不知所措。同样的，即使*政治已深入人心，我们是否就能立刻建起一个我们想像中的理想国？

在渐进中变革（4）

*是个好东西

塞缪尔·亨廷顿称，1974年从葡萄牙开始至1990年，是世界*化浪潮的第三波，*这一理念拥有了几乎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像他著名的学生弗兰西斯·福山一样，亨廷顿在1990年设问：“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不仅是主流政体，而且是普遍政体的世界吗？”作为《第三波》中文版翻译者，*对于亨廷顿的判断表示认同。

但*是否像市场一样有可能演变成某种危险的意识形态？

“我们已陷入了对*的迷信中，用新的乌托邦来取代旧的乌托邦”，潘维副教授自嘲为“一个左派与右派都不喜欢的知识分子”，这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相信，政治体制改革是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主要任务，但优先建立法治政体、引入分权制衡的改革而非急于推行*化才是正确的方向。

“或许*是个好东西，但它显然不是前十年要解决的问题”，毕业于自由派知识分子大本营加州大学柏伯克到分校的潘维嘲讽了我们对于*制的习惯性看法：“我不认为多数人投票就一定意味着好结果，在最*的雅典，苏格拉底是被公众投票处死的。”潘维一直以不无激动的情绪试图让人理解，*绝非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是与“繁荣、自由、开放”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直提醒我们俄罗斯与台湾式*的混乱，拉丁美洲与非洲*转型国家因缺乏法治而导致的社会动荡与*丛生……

潘维说，在多年的观察之后，香港与新加坡式的法治模式更适合华人文化，台湾的方式只会导致黑金政治与政坛的混乱……但在一个权力如此集中的政体内，如何实现“权力的相互制约”的法治导向，潘维尚未有明确的答案。同样的，*对于如何将书面上抽象的宪政转变为更为具体的操作方法时表现出典型的知识分子立场：“对我来说，我更倾向于把这些大的问题想清楚，把目标提出来，至于怎么走的问题，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坐在新恒基中心11层温暖而活跃的办公室内的袁岳曾经是政府机关中一位因过分喜欢表达而感到压抑的年轻人，很多人在1992年市场体制改革时仍对自己未来的前途感到难以把握时，袁岳创办了零点调查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调查公司，它和中国第一家私人企业或是第一位摇滚乐歌手一样具有标志意义，正如袁岳11年后解释的：“那时我在想，中国的信息一直是自上而下披露的，我希望建立一个可以自下而上收集信息的机构。”

由最初的四五个人、十几万元开办到今天的零点公司拥有180位员工、营业额几千万，袁岳是过去11年间中国改革最富活力的见证人之一，他的特殊工作性质也使他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最好观察者之一。除去仍旧保持的健谈，会像孩子般微笑的袁岳已成为一名意见独特的“有机知识分子”。

长期在体制内生存的马立诚会为改革进程中每个微小的变化而兴奋，熟知每一份“万言书”的他深知这些进步后面蕴涵着多少斗争。但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受过公共管理训练的袁岳则代表着新兴精英阶层观察中国社会的方式。在他看来必须依靠民间社会力量的成长，除去抽象的政治理论探讨，更应注意那些具体的问题：“在今天谈论宪政有很多新的意义，但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它是生活在一个天天运行的、活生生的体制里，对他们来说宪政就是他们的乡长，就是他们村长怎么收钱的方式……我觉得现在不应谈太多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更关注社区管理改革……我还没有一下子看到整个的改变，但我每天都在看到改变，会觉得生活在希望里面，而一些人在那里等待着高层有人进行重大的改革。你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人认为自己有什么力量。”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袁岳喜欢按照公共行政管理的方式看待政府的转变，他说政府仍未学好如何处理公共关系，如何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在渐进中变革（5）

新兴力量的出现

刘东华像袁岳一样感受到新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