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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品候补知府”的顶戴——但想补上实缺，如果不再花上数以万两的银子，却不知得等到哪个牛年马月。他虽然攒下了近十万两的银子，但已经用到在原籍添置地产上了。他怕耽搁了捞银子的时机，才来这圪塔儿做知县的。一到建安，他便发现县衙的实权攥在阚山的手里：不仅马、皂、壮三班唯阚山之命是从；而且吏、户等六房也看阚山的眼色行事。他觉得这种尾大不掉的形势如不改变；自己就会像放到天空中的风筝；左冲右撞、上下翻腾；都得听牵着线的阚山摆布。他不得不跟带来的“师爷”，密谋对策了。

所谓“师爷”，就是知县、知府等官老爷的“幕宾”，用后来的话说，就是他的顾问、参谋，也是信得过的亲信、不可缺少的帮手。这些人，往往都在法律运用、赋税征缴上有专长，能帮东家“光明正大”地伤天害理，“合理合法”地贪污勒索。屠景操身边儿的这位师爷叫李可依，是他从湖南带出来的，已经快六十岁了。在屠景操来建安前，李可依本想回老家“颐养天年”；可屠景操极力挽留，要他“助我在建安站稳脚跟”，他才跟来了。

李可依听了东家的诉说，先点头儿赞同，接着就评论说：“阚典史乃地头之蛇、坐山之虎；在建安根深柢固，枝叶繁茂。而东翁虽为正堂，眼下却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不宜匆忙打草惊蛇、轻率敲山震虎……”

屠景操有些着急地说：“我何尝不知这个道理？一直嘻嘻哈哈地敷衍；对他敬之如贤、任之如能；然长此以往，岂不大权旁落，有如阿斗哉！”

李可依却认为“此乃眼下上策”，但要暗中“另辟蹊径”：务色自己的帮手；安排自己的四梁八柱；孤立阚山；削剪掉他的羽翼。

屠景操频频点头儿，同他一起谋划起施实方案……

建安县隶属于昌图府。屠景操便去昌图孝敬霍知府；打点他的左右，施展自己的计划。这是他第二次来到昌图——到建安上任前，他曾经来拜见知府大人。他那次来，有意让府衙的吏员高看一眼；曾穿戴了五品朝服顶戴；请知府衙门的属员喝了一次花酒。霍只府听了后相当的不满。接见时一只绷着脸儿，送他走时还说了句疙瘩儿话儿：“贵县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来接府衙的大印呢！”屠景操却实吓了一大跳：府尊大人对自己声了戒心！所以他这次来没敢“僭越”，只着七品服冠，还送上了一大包子金条。因而，霍知府听他荐举邹乃杰，也痛快地点了头儿。。

霍知副点头儿，当然还另有原因。邹乃杰有个表哥叫张亦弛，是屠景操的朋友，在辽西当过知县。他在任内招降了一股强悍的窜遍辽西的马胡子，把其中的骨干收编为“忠义捕快”——在县衙的正式编制之外，由他亲自指挥，剿捕县内的其他盗贼。因为他暗下“以缴获的半数脏款脏物为犒赏（另一半被他收为己有、‘补充公用’了）”，还对“尚未婚娶者配以匪妻匪女”。那些编外“捕快”便十分“忠义英勇”，没到一年就把县内的盗贼“杀捕殆尽”。一些被抢劫过的乡绅，原以为破案之后能收回些损失，却一根儿毫毛也没捞到手，便把匿名状子投进了省里巡抚衙门，说他“假抚盗剿匪之名，享坐地分赃之肥；万两脏金尽化私蓄，七品正堂实为盗魁。忧其暗结羽翼，疑彼志欲不轨……”。这些土瘪财主哪里知道：张亦弛早已把私吞下脏银的一半儿送给了知府、巡抚。他不但没被告倒，还因为“该员精忠智勇，善抚能剿；快刀斩理乱麻，治基得肇”，擢升一级，调到巡抚衙门，专门负责搜集省内黑道上各路绺子的情报，提出抚剿对策。两年前，盛京将军增祺又看中了他，要到了将军府，升为五品，对外虚称幕宾，实任将军府秘设的“剿抚曹主事”。他不仅成了增祺推行招抚的主要谋士，后来还具体地操作了对张作霖的招降。邹乃杰有这样的背景，霍知府能不“报请巡抚核示”吗？他还唱高调说：“圣上仁孝，维新中兴。我等臣子，自当竭智戮力；追随于府县，忠贞于两圣。贵县缜密思虑治县要务，实得精忠要义。”　。。

二。2。

霍知府比屠知县消息灵通得多：已经得知光绪帝欲下维新诏书了；也知道京城里的好多阁僚和各地好多封疆大吏，都在观望老佛爷的态度。所以他吹起了这种骑墙的喇叭。

屠景操已经吸取了上次在府衙门口“装雄”的教训，知道在府尊面前只有“装熊”的份儿——即使自己是一只大公鸡，也不能把府衙门口的拴马石柱子当大草垛，飞上去挺胸振翅，引吭高歌；而应当学老公鸭一步一侧歪，学小麻雀连声“喳、喳”。所以，他紧忙谦卑地说：“职下愚鲁，不敢当大人过誉；敬请大人及时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