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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巨大的能量自然而出。

一个人要将自己的目光从个人习惯和经验处转而投向别处，其改变的契机是很多的，毕竟，这个大千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力总是要远远比一个人得来的经验大得多也丰富得多。而在一群孩子们的世界里，他们接受世界的模式则要比成年人们简单得多，他们几乎是完全自然的，也是自由的，这种模式中似乎丝毫不受成年人们经验的影响。孩子们的眼睛和心灵都是用来探究并体验一切的，这个世界对于人类的童年孩子们而言是那么的新奇，每一小点都充满着发现，也令他们快乐！孩子们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发现者，哪怕这种发现毫无意义。我们的孩子们，就在这种探索与发现中成长起来，如果这个社会并没有太多的规矩和传统的话，他们的成长或许还会要更好一切。

或许，孩子的眼光能够给我们人类更多的启发。直到今天，人类的智慧和文明仍然远远不及自身社会与更大的自然世界所客观存有的智慧和规律那么多，也就是说，人类更应当在今天变得谦逊和更加求知好学。中国，这个数千年以来因为单极系统的封闭缘故而导致的思想固守和目光短浅，正在这个21世纪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这种冲击几乎没有一件是来自于内部的，于是，我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世界。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也是一个崭新的开端。它意识着这个古老国家终于开始与更大的客观世界相联系了。然而，这种对世界的发现并非现在才开始，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中叶，这种“外面的世界”就已经很深刻地开始影响这个国家了。由于系统的缘故，中国社会的集体心理中总会有一种自觉的收缩思想，它是那种走一步而要退二步的奇特路径，总言之，在过去许多次发生的世界探看过后，中国总是要习惯性地回到它所固有的传统模式中来反刍。说到底，它还是一个人类悠久农耕时期所遗留下来一具庞然的智慧生物，有着社会性的、集体性和整体性的生态机能，它也无法在其整体未能发生蜕变之时因为局部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果不是因为局部的改变，又如何能够导致这具庞然巨物发生根本的改变呢？

全球化之盲（3）

如果设定一个有关“改变”的国家话题，许多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上，并会在“整体”与“局部”两个端点上形成争论（事实上这种争论自中国清未以来的洋务运动时就早已有之）。然而我的看法似乎会与许多人不同。记得有这么一位哲人说过：如果要使一个人将身上厚厚的棉袄脱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阳光更猛烈一些。这则寓言似乎对中国国家的改变更为恰切一些。所以，我的观点恰恰是建议设定一个更大的环境（这个环境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环境中，我认为可以任由这个国家作出自己的选择（这仍是一个通行于世界的平等并遵重任何一国意志的平等选择权），而同时，这个承载着所有人类的客观世界大可以发展并且变化得更多。在大自然与客观宇宙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情态是经常发生并是时刻发生的，这就好比一种恐龙在地球上的生涯，它作为物种而存留下来的，最后只有两种路径：因为环境的剧烈变化而被灭绝，或者是随着环境变化而进化成为新的物种。我认为海洋中的某些硕大的胎生生物，很有可能就是恐龙进化（或被迫进化）的结果。

这一设想的结论就是：21世纪的中国变迁，在于客观世界的变化速度，这种速度越快，对于中国自身适应外界机能的改变就越强大。在这一客观演进的大规律之下，可以将中国的各种保守和自闭忽略不计。这也是最符合中国国情同时也顾及人类大局的两全之策。从某种意义上讲，延续二千多年而至今的中国文化传统抑或它的思想，今天的中国人爱怎么谈论就怎么谈论，与这个客观世界的运动并无太多关系。哪一天我们谈传统谈得累了，偶尔再看看世界，就会明白更早些时候祖先对他的后世子民所说“日日维新”的真正意涵。

十九世纪的到来，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单极封闭系统在源自世界的第一次全球化运动中走向被动与王朝覆亡的没落世纪。对于日本，则是一个国家维新而自强的关键转折，对于大英不列颠和欧洲，则是一个繁荣与富强并影响人类整体进程的百年。而在北美大陆，则是一个由农业经济国家迈向城市与工业大国的开端。美国在这个世纪将目光开始投向世界，并且，来自欧洲的新工业文明以及更多的移民潮和相应而来的种种冲击开始再度震荡这个年轻的国家，而同时，南北内战才刚刚结束，人们还在讨论如何开始战后重建的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度刚刚废止，而种族的矛盾并非因此而获得公平解决（这种种族斗争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