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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对产权的有效保护是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的关键原因，它缩小了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让私人的努力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中国的官僚系统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官僚系统之一。官吏是通过层层磨人的科举考试来选拔。政府官员由国家任命和给予薪俸，要宣誓效忠于皇帝，然而在关系网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中，任人唯亲的裙带之风盛行。

官吏的俸禄不高，但通常可以通过收贿贪污发财致富。在皇朝上升时期或皇帝英明强干时，官僚系统相对说来比较廉洁。然而，腐败之风会逐渐强化，当中央政府忙于权力之争而地方官吏失控于“天高皇帝远”时，腐败就更加严重。

根据曼库尔·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一书所述，边疆稳定的社会倾向于出现逐渐增多的共谋和集体行动的组织，即小的分配性同盟，它们有着形成政治游说集团和对政策施加影响的动机，这些行动往往是反生产性的；这些政策集中有利于少数同盟成员而代价则是扩散到全体成员，这一“逻辑”意味着公众不会对它们有什么反抗，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分配性同盟会为数越来越多，从而把国家拖进经济衰退。⑧2007年初，许多人看过湖南卫视播放的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它展现的腐败故事也能转移到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因为“分配性腐败”的逻辑在各个朝代都一样。问题不在于某一个皇帝如何，而是在于“家天下”形成了这种腐败模式。在“家天下”体制下，“明君”总是罕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嘉靖皇帝和刚正不阿的官员海瑞都可以说是牺牲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朝代轮回”新解（4）

在过去的那种君臣关系中，皇帝必须是既强势而又灵活，才能控制住他的臣子。臣子们有着不同的利益，又信息灵通，皇帝必须运用有效的措施来选拔、评估、轮换、调查和监管这些官员，才能使他们朝正确方向行动。在中国那样一个大国，当时交通和通信条件又有限，皇帝要运用那些措施，是很不容易的。

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各个朝代都曾努力整顿吏治，但由于缺乏自上而下的责任制，政府又没有实行分权制衡，因此官僚系统最后总是陷于腐败。信任始终是一个问题。皇帝为了省心省力总是依靠宠臣。官员们则总得寻找靠山，以谋取有利官职，而且一旦遇到上司偏听偏信或掩盖事实时，有靠山才好争取自我保护。

按照现代委托—代理理论，这是一个典型的控制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保证效率的奖惩。这一过程既涉及权力也涉及艺术。软弱的皇帝根本应付不了的。君臣系统缺乏全面明确的责任制和社会反馈机制，过分依赖于皇帝的实力和稳定性以及政权的绩效。解决冲突靠暴力或“虎斗”。社会###是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对统治者构成威胁，对觊觎政权者则是提供了机会。这就是中国人对###“又怕又爱”的心理根源。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一向是一个问题。在较早的几个朝代，匈奴人曾对华北构成威胁。到了南北朝和宋代，有些少数民族曾建立自己的王国。在元朝和清朝，则是蒙古族人和满族人统治了全国。人们常说这是因为在工业化以前机动快速的游牧生活方式享有掠夺农业社会的优势，即所谓“狼文化”优越于“龙文化”。但是汉朝的骑兵也曾决定性地打败匈奴骑兵；明朝的永乐皇帝也曾派兵击败蒙古族骑兵。有的朝代被游牧民族打败，是因为这些朝代的“家天下”已落到其最衰弱时期。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尽管经济远不如中原发达，却能一而再地横扫全中国。兵匪造反成功，也是击中了皇权的最衰弱之处。外部的挑战时时刻刻都有，而“家天下”被推翻则是因为内部体制毛病已不可救药。

中国“家天下”的统治以“天命”之说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其手段是“恩威”并济。恩必须以威为基础，但若无恩，威也长不了。“天命”之说充其量也只是掌权以后的一种事后而非一概如此的解释。从体制上解释“朝代轮回”则是将皇室置于“朝代游戏”的中心，其周围是农民（占全国人口90％），官吏，士兵，土匪，入侵者。农民、官吏和皇室是中国“金字塔社会结构”的主要构成部分。

“家天下”是建立在一夫多妻和皇位继承制的基础之上，这就从体制上为始终不断的权力之争，即至高无上的皇位之争，创造了条件。这里最重要的不是皇位接班人的才干品德，而是靠玩弄策略和婚姻血缘操纵争取的恩宠。时间一久，这一小小皇室“基因库”就提供不出一位能坐稳江山的皇帝，这时“虎斗”政治文化就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