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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类研究的例子是塔图·温汉南的《民主化进程》，达龙·阿西墨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合著的《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以及普泽沃斯基的《民主制与市场》。他们从经济发展以外的因素去寻求民主制的先决条件。温汉南从进化论的角度提出一种理论，他认为所有物种都有各自成员所共有的该物种独特行为特性，而各种形式的民主政体也必然有共同的因素。他说，政治结构是在争取生存与繁衍的斗争中演化而来的。然后他提出一种假说：当权力资源分布如此广泛，以至于任何一个群体都无法压制其竞争者而称霸时，在这种条件下就会出现民主制。根据这种“经受了验证”的解释，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民主化的终极原因，因为在比较高的发展水平上，各种权力资源通常都会分布比较广泛。这样，不符合利普塞特理论的一些反常情况也可以得到解释：重要的权力资源在某些穷国也可能分布广泛，而在某些富国却高度集中。

在《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一书中，阿西墨格鲁和罗宾逊运用博弈论指出，不同的社会群体由于他们分配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方式不同，而采用了不同的政治体制。他们试图提出一个框架来分析民主制的建立和巩固，将民主化的进程追踪到公民社会的力量、政治体制的结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性质、经济不平等的程度、经济的结构以及全球化的形式和程度。

然而，他们在描述政治发展的不同途径时，却将通往民主制的途径说成是历史的命运，而没有考虑到更多的文化内容，因此，他们雄心勃勃的著述却根本没有提到中国，就绝非偶然了。普泽沃斯基的《民主制与市场》也探索了民主化过程的巩固问题。他认为只有当所有的政治势力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自发地遵守公平而又有效的体制时，民主制才能持久。要大家都能如此遵守，民主体制必须同时让所有这些势力有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同时做到在民主选举中失败要比非民主竞争中失败体面得多。

因此，转变期的中心问题是：转变能否导致一种制度，让所有的政治势力都肯将自己的价值和利益服从于民主竞选这种胜负难卜的竞赛，并服从这一民主过程的结果？普泽沃斯基没有进一步谈当民主制尚未站稳时怎样能做到他所说的“自发的遵守”，但谈到当民主体制正在建立之时，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是否已明朗或平衡，从而考察各种可能的结果。当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事先尚不明朗、不平衡时（或者用温汉南的话来说，“力量资源”尚未“广泛分布”时），包括内战在内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能从民主制获益者总是民主制的最可靠促进者，而最有可能因民主制而失败的势力则会抵制民主制。他从顽固派、改良派、温和派、激进派以及在民主口号下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这些不同的角色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确实比集中谈阶级要更加生动一些。

所有这些研究传出的简明信息就是，并不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制。我们根本不能根据任何一国人均收入的具体数字来判断该国会不会转变为民主制。要达到“自发遵守”的民主体制，其先决条件要比原先想象到的更加严格，这包括：权力资源的广泛分布，公民文化，精英努力，外界影响，民主思想的传播。在中国，“权力资源的广泛分布”一向导致“战国”或军阀割据式的内战（包括国共两党的内战），这就表明外界的影响和民主制思想的传播实际上没用；最重要的因素看来是政治文化（仅靠它也不够），这个文化可以追溯到专制体制下的“虎斗”。亨廷顿的话是对的：每一个国家或所有国家的民主制的发展都无法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而且这些因素的组合在不同的浪潮、阶段和国家都有所不同。就中国而言，如上文中所述，对一个强大的德能政府的社会需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政治文化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吗？

被忽视了的革命：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1）

政治文化确实是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事实上，从公元前1046年周朝以奉“天命”为名建立家天下算起，3000年间，中国最大的文化变化是发生在20世纪。其中往往被人们估计不足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变化，就是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的制度变迁。这一转变以及相关的其他变化将结束过去2000年来原地踏步的“朝代轮回”。这一制度变迁的一个含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