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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现今的中国政权已不是罗伯特·达尔在《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中所说的那种专制、独裁、守旧的政权。事实上，“毛时代”只是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无能、不称职、政治僵硬、思想狭隘和目光短浅，是毫无根据的神话。说中共各派之间，尤其是第四代最高层之间正在进行恶性循环的权力之争，因而导致一场重大的内部危机，这也只是一相情愿的想象。持有这些想法的人一定会大失所望，预料中国“即将崩溃”的人更会大失所望。

在制度化的政党政治中，最高领导层稳定了，还有另一种意义深远的影响，就是在过去曾产生“朝代轮回”的中国社会金字塔起了结构性变化。如本书上文中所述，世袭继承是这金字塔顶层经常震荡和崩塌的根本原因。现在的德才继承完全改变了这一政治情景。但顶层这一变化并不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唯一制度转变，而是正在发生的以下三重转变的一部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从家族政治转向政党政治。市场化正使政府改变以往的传统运转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政府权力的划分和法律的地位。根据《独裁传统与中国政治》一书所述，传统专制时代法律方面的典型特点是：

被忽视了的革命：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5）

一、传统的法律从来不曾被视为神圣的。法律只不过是专制君主下给臣民的命令。中国从来没有一条法律说过要限制皇帝及其朝廷的权力。

二、自古以来，中国的法律就被视为君主用以维持权威的工具，是帝国用以控制社会的惩罚性和威吓性措施。

三、从来没有一条法律说要保护个人权利不受政府侵犯，因此在中国的帝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律师这一行业。

四、中国从来没有司法独立。立法和司法的权力都从属于帝国行政当局。

五、在中国，法律都是由政府垂直下达臣民，不在臣民之间作横向调解。公民产权、合同权一贯被忽视。社会活动主要由风俗习惯和人际关系予以调节。

六、中国执法传统向来包括酷刑，先认为“犯人”有罪除非最后证明无罪（有罪推定），惩罚往往扩大到亲友乃至邻居，法律不禁止体罚，皇帝的任意决定凌驾于现有法律之上。

在实行改革的30年间，上述特点已大有改变。现在有了合同法和物权法，并已得到贯彻实施。当律师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的职业。中国的律师25年前约有3000人，现在已约有15万人，即一代人之间增加了50倍。

在立法、司法和法律教育等方面都有类似的进展。民告官已不再是轰动性新闻。立法权和司法权不再是从属于行政当局。政府权力日益受到舆论和社会的监督。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和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了事后补偿的办法以限制政府的行为，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和2004年的行政处罚法引进了“正当诉讼程序”理念，对政府行为作出了程序限制。

中国的经济金字塔基础已经由于农业改革和市场经济而有了根本改变。农业比重逐渐缩小而二三产业比重在扩大，中产阶级正在出现，将使得金字塔的基础变得更牢靠。“计划生育”和土地集体所有制正在削弱遗产分割的传统，而现代股份制又提供了反分割机制，还有农业之外的产业提供了新的机会。过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起作用的角色是“皇帝、官吏、土匪、士兵和入侵者”，现在变成了“党领导人、农民、官员、中产阶级、士兵和外界利益共享者”。最重要的变化是体制内力量和体制外力量的相对变化。技术的进步、意识形态的发展和政治的内部化，都促进了体制内的力量主导地位，这就提供着中国社会稳定的终极源泉。社会动荡总是难免的，但过去那样的“农民起义”是不会再有了。

最高领导层坚强而又稳定，广大民众和官员根深蒂固的怕乱心理就会得到有效控制。对于失败的政府，中国人常说那是“腐败无能”。对于现政权的说法则是“局部腐败而总体有能”。由于现在的体制已变为“德才接班”，中央政府会有能力处理腐败问题。

把西方的经验拿来看中国而预言“民主化”是文化上、历史上天真的表现。根本不存在什么“中国之谜”。假如中国真是那么一团糟，为什么中国仍在崛起，政府仍然不倒？若是将西方经验概念化，就凭这些概念不顾环境和背景看中国，看到中国不符合抽象概念，这时才会感到中国是个“谜”。如果从中国自己的文化历史环境和背景看中国，似乎“一团糟”的东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