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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多久，市委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到了燕京。组织上要求我也参加，我被分去进行宗教学院的思想改造工作。当时正是抗美援朝，学校里要肃清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影响。在我负责的宗教学院，组织上要求我要向人们讲清楚，可以允许有宗教信仰并且保护信仰自由，但是要割断和帝国主义的联系。我当时就按照这个思路在宗教学院展开了工作。当时主要是批评了赵紫宸，不过相对于之后的运动，当时的批评是比较温和的。对于其他的人只是动员他们进行了自我批评。至于具体的过程，跟全校其它院系大同小异，基本上开会听报告。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些过激的人找到我谈话，说从此之后不再信教了。我就跟那些人讲道理，说明并不是不让他们信教，只要割断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就行了。之后不久北京就成立了一个神学院，宗教学院整个就搬到了那里。赵紫宸也到了那里，不过一直到院系调整，出于统战关系，组织上每隔一段时间都让我去看望赵，问问他是否有什么要求。大中同志讲到的展览会的情形，我基本上没有参与，因为那时院系调整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开始转入到了院系调整的工作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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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关于院系调整的文件是什么时候下达到燕京的？我还真不记得了。当时很单纯，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有什么想法，总觉得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院系调整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工作组，当时是由市委学校工作部派来的，在学校里面成立了大学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宋硕和彭佩云，具体的事务好像彭佩云负责的比较多一些。我主要是负责和北大方面进行交涉。当时北大的负责人是张群玉，是北大的书记。其他的人还有王学珍、王孝亭、谢青等人，都是北大党委的。当时我们几个人终日在一起商量，院系调整应该怎么进行。当时开会都是在沙滩进行的，张群玉给我打个电话，我就过去了，记得当时还有市委大学部的一些人。当时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党委来讲，三校（北大、清华、燕京）如何很好地团结，大家怎么很好地相处，从我们干部来讲就是不要有门户之见。其他的内容实在是记不得了，但是我记得当时开会的频率还挺高，差不多几天就开一次。在燕京那时候，组织上已经对陆志韦作了安排，不再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而是被调到中科院的语言研究所去当研究员，后来他就一直呆在语言研究所。调走陆志韦，是上面有关的部门安排的，应该是比较高的部门，但是至于高到哪个级别我就不知道了。陆志韦被调走之后，学校的工作暂时由翁独健同志代理。翦伯赞就是在那段时期被中央安排到燕京做统战工作，担任燕京大学的历史系主任，但是当时还有的燕京的学者看不上他。在没有公开身份之前，因为都是单线联系，所以跟我们也没有什么来往，我当时跟他的接触并不是很多。经过商量，北大保留文理，工学院分到清华，医学院农学院都独立出去成立北京医科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当时清华没有派干部参与院系调整，但是还是派了一个人来。至于燕京，当时好像还保留着社会学，取消社会学好像还是后来的事情。家政学当时就取消了，宗教学院转到了北京刚成立的那个神学院那里。这些调整当然都是教育部定的。当时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燕京和北大的教授们怎么调整。北大是有些人离开，有些人留下。燕京则是有些人被调到北大，其实就是留在了他们生活的燕园，有些人则被分到别的地方去。当时好像还从别的学校调了一些哲学教授来到北大。对于院系调整，由于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燕京人倒是没有表现出多少不同意见。。　最好的txt下载网

谢道渊：院系调整的见证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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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调整之后，北大就从沙滩搬到了燕园，让人值得欣慰的是，北大对于燕京原来的面貌保护得算是比较好的，像就在燕园附近的民族大学，梁思成原来设计的校园就完全被破坏了。北大的校长是马寅初马老，不久之后江隆基同志就被调来了做学校的行政工作，实际上是负责校长的工作，马老并不管实际上的事情。为了加强党委的管理，当时还从部队调来一个叫李胡的同志，级别相当高，他跟我们接触很少，好像性格上比较孤僻。李胡做了没有多久，觉得自己不太适应学校的环境，就走了，后来就调来了别的同志，是个非常好的人。当时的党委还不是管理一切的，是起监督保证工作的。所以江校长并没有兼任党委书记。江校长是个大好人，没想到后来……真是呀！现在好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但是想到过去的老同志就伤心，很多人都不得善终。

院系调整之后，学校就开始学习苏联了，什么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