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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周汝昌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当时正是中国政局发生天翻地覆大变化的时期。摆在周汝昌面前的选择则是：是选择工作，还是选择继续读书。周汝昌选择了后者。

“我毕业的时候，新闻总署派专人到学校，要求推荐一个中英文两方面成绩都好的人。学校推荐了我，新闻总署的人去的时候，我正好进城了，不在学校。回来之后听到这个消息，觉得自己的英文可以胜任，但是自己没有学过新闻，而新闻是涉及政治的，跟我所学的完全不是一个套路，这个工作并不适合我。我就跟学校说：‘要是新闻署再来人，就替我婉绝吧，我的志趣还是想做学问。’当时中文系正要成立研究院，系主任高名凯很希望我能考中文系的研究生。就这样，我进入了中文系的研究院。研究院的学生是有津贴的，不用奖学金也不愁生活。在研究院读到快毕业的时候，华西大学的教授文在宥在刊物上看到了我那篇写陆机的论文，给我拍了一封电报，说要聘请我。我正在准备研究生论文，接到电报后我找到高名凯先生，把电报拿给他看，我说：‘这样的机会我以后找也找不到，不用做助教，直接做讲师，我想去，我能不能到那里一边就任，一边完成我的论文？’高先生说：‘没问题。’临走时，我问高先生到了华西大学应该注意什么，他告诉我：‘多注意政治。’就这样，我在1951年离开了燕京大学，到了华西大学教书。1952年，院校大调整，华西大学变成了医学院，其他部分并入四川大学。我在经历了思想改造之后，留在了成都四川大学。”

“后来我在人民文学做编辑的时候，写《红楼梦新证》，书出版时，需要增加图片，我和那本书的编辑又回到燕京图书馆，那时已经是北大图书馆了。图书馆的老馆员还在，他居然还认得我。趁借书的当口，我还专门跑上二层看了一下。”

“感谢这样一个学府，成就了我这样区区一个还算学者的人。”

（注：所引都出自周汝昌口述）

王世襄：大器晚成的燕园“差等生”（1）

王世襄号畅安，文物鉴赏家、收藏家。1914年5月生于北京。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之后获该校文学硕士学位。1946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在北京清理追还战时被劫夺的文物。1947年起，历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陈列部主任，中国音乐研究所、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和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1980年后，任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王世襄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书画、雕塑、烹饪、建筑等方面，他对工艺美术史及家具，尤其是对明式家具、古代漆器和竹刻等有独到研究。主要作品有《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锦灰堆》等。2003年12月，王世襄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这一旨在鼓励艺术、思想交流的国际大奖的中国人。

王世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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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在北京度过八十岁生日，是1994年的农历五月。同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老伴袁荃猷为了给他祝寿，把他一生的成就和兴趣浓缩在一张剪纸中，取名《大树图》。1996年，82岁的王世襄以《大树图》为蓝本，作五言136韵，叙述他一生的生活以及治学经历。在长诗的开头，王世襄这样写道：“髫年不可教，学业荒于嬉。”在《北京鸽哨》一书序言的一开头，王世襄起笔写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1934年，王世襄在担任外交官的父亲的安排之下，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

“我并不喜欢上医预系，但是父母的意思都倾向让我读医预系。父亲当时在政界，前清时父亲曾经留学法国，后来又做留学监督，之后又在外交部任职，担任中国驻墨西哥公使。父亲虽然身在政界，但却觉得政界没有意思，在他看来，与其在政界当个官僚，还不如当个自由职业者。在他的安排下，我上了燕大医预系。但我对理科的东西没有一点兴趣，读了两年，多门不及格，差点被燕京大学开除。当时燕京大学有个规定：对于这种情况的学生可以为其转系，转读跟现读专业跨度比较大的专业，如果成绩及格，还可以在燕京续读。于是我就从医预系转到了国文系。协和许多大夫，都曾经是我的同班，现在他们也都老了。

“在我读大学之前，家中一直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