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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家教为我讲国学，上了大学之后，由于上的是美国的学校，回到家里还要跟着家教学两个小时的国学。家教教我的内容，无非是经史、文字学、训诂学之类。老师是按部就班教，我却不是按部就班学，我自小贪玩，对这些东西也没有兴趣，读二十四史，也不过是草草了了。不过对于诗词歌赋，我兴趣很大，在这方面倒是下了不少功夫。我转入国文系之后，别的同学都没有我的基础好，反倒成了尖子。这下子我感觉老师教的那些内容我都会，可以不用学了，贪玩的心更大了。有一次邓之诚先生讲课，我揣着蝈蝈葫芦就进了课堂。在邓先生讲得正兴致勃勃之际，我怀里的蛐蛐响了。邓先生很不高兴，把我赶出了课堂。”

谈到燕大生涯，王世襄兴趣盎然，但是当我说道要写他，他说：“先写别人，我在燕大，那时候是差等生，十足的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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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的父亲在燕大附近有个园子，被人称为“王家花园”。四年的大学生涯，王世襄除了上课，就是在这里玩：养鸽、架鹰、遛狗。王世襄的玩，玩出了名堂，关于鸽子，他后来写出了《北京鸽哨》；关于蛐蛐，他后来整理出一本《蟋蟀谱集成》，其中的《秋虫六忆》被黄裳先生誉为“值得再读三读而不厌的名篇”；关于鹰和狗，被他写入被称为“奇书”的《锦灰堆》。不过，1939年王世襄考入燕京研究院之后，王世襄决定“不玩了”，他要浪子回头，好好念书。这个决定，是因为慈母的逝世。　。。

王世襄：大器晚成的燕园“差等生”（2）

“1939年春天，母亲去世了，对我的冲击很大，我觉得那样玩太对不起家里，决定好好学些东西。那年秋天，我考入燕京研究院。因为母亲和舅舅都是画家，我自小受这方面的影响，对美术兴趣浓厚。但是燕京当时没有美术系，我只好选了与美术和国文都有关系的一个题目：《中国画论研究》。画理论所讲的都是美术，内容却是用文字来表现的。这个题目是我做的最早的一个题目，也是最难的一个。按理说，理论应该结合实物来写，可是那时候到哪里去看实物啊？故宫的文物都南迁了，私家的东西，很珍贵，一看我一个毛头小子，也不肯拿给我看。就是连出版的书籍、印刷的图案也很难看到。但是我既然确定了这个题目，就一心一意地要完成。我身上有两个极点：玩是全身心的，要学也就是玩命的学。但是这个题目太大，想把中国几千年的美术理论都囊括进去，不是一个年轻人想写就能写好的。到1941年我研究院毕业，论文通过了答辩，但是这个题目却只完成到宋末时期。

毕业之后，我本来想继续在燕大里利用图书馆的资料把书稿完成，但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关了，司徒也进了集中营，我就回了家。父亲不让出去工作，因为那样就成了汉奸。同时他也认为做事情应该有始有终，让我继续写《中国画论研究》。又用了两年，我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书写完后，父亲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研究这方面的行家，对此很赞赏，但我自己一直都不满意，觉得这只是一个材料的罗列，要做好，还应该下个十年八年的功夫，结合实物，理出自己的看法。所以这本书一直没有拿出来出版。一直到解放后的1955年，把书稿放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征求意见，随后出版社告诉我计划出版，但是我觉得还应该修改一下，又要回来了。”

在燕京研究院，王世襄虽然没有完成《中国画论研究》，但是却因此认识了后来与他一生相濡以沫的老伴袁荃猷。“她那时还在燕京读本科，要编写一本小学美术文化教材，因为燕京没有美术系，她的系主任告诉她：‘研究院有个叫王世襄的研究生正在研究美术，你可以找他给你做导师。’不过，我当时的女朋友并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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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王世襄选取的题目别出心裁，同时也因为燕京并没有艺术系，所以有人提议把王世襄送到哈佛去学习，但是由于王世襄过去贪玩儿的“恶名”，这个建议被当时负责哈佛燕京学社的洪业否决了。

“燕京有一个哈佛燕京学社，每年派学生去哈佛念博士，齐思和、周一良、翁独健等都是这样去的。1941年我快毕业时，课分不错。讨论时，有人提议要我去，因为燕京没有艺术系，难得有一个学生研究艺术，可以派他去。历史系主任洪业（煨莲）先生是福建人，他也是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和我们家很熟。他说我精力过人，但不务正业，这两年稍微好一点儿。如果真正用功，以后会有成就。他认为我是个未知数。奖学金有限，不能押在一个未知数上。他这一说，别人也就不提了。后来有一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