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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参议院共和党籍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德克森会利用这些信息给约翰逊总统的反对者们以有效的打击”。

沙利文还透露，在1964年大西洋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约翰逊利用了一个联邦调查局特别小组。该小组曾在马丁·路德·金的旅馆房间安装窃听器，窃听黑人团体使用的临街办公室电话，并建立线人网络渗透到大会的各个派别当中去。这些消息来源向约翰逊总统提供了一股可靠的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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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5）

沙利文举出了约翰逊助手沃尔特·詹金斯的例子，詹金斯因在基督教青年会男厕所里进行的勾当受到道德指控而被捕。他还列举了所谓阿格纽选战飞机窃听案（他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搭线窃听南越大使馆案和监视陈香梅案。约翰逊认为陈香梅是共和党与南越之间的联系人，打算将和平谈判拖到1968年选举之后，从而为尼克松创造政治优势。

沙利文备忘录里的许多内容纯属杜撰，他不能用文件证明他的任何一项指控。因而备忘录对尼克松毫无用处，当它后来由约翰·迪安交给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时，被取消了作为调查依据的资格。

沙利文向联邦调查局的反戈一击，成了媒体、各种反联邦调查局书籍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报告用来指控和攻击联邦调查局的依据。沙利文因此找到了雪耻的机会，却给美国国内安全和联邦调查局将来的工作带来了惨重损失。

白宫的硬式棒球（1）

沙利文的离去让我怒火稍息，却没有减轻我的工作负担。在工作中，作为联邦调查局新的三号人物，我不得不取悦于托尔森和胡佛。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联邦调查局是一个由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式的人物组成的集体。就像电视惊悚片中表现的那样，他们冷酷无情地跟踪追捕不法分子。在现实中，联邦调查局追捕的是所有形形色色的违法者，从普通罪犯到有组织犯罪分子再到白领小偷。它提供指纹鉴定服务、科学实验室、训练部门和用于公开罪案的计算机化网络。在胡佛时代，联邦调查局在开展工作时受到严格监督，有着一条畅通无阻的指挥系统和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性和富有成就感的特工队伍。

大多数文书工作都要经过我的办公室，包括重大案件和政策事务备忘录。我还要审核寄往联邦调查局以外的重要信件、新特工的聘书、电视稿本和数以百计的其他文稿。虽然如此，但还是有海量的材料交到托尔森手中，再由他转交给局长。我发现，除非我能预见它们陈述的问题，否则我很难草签任何一份转给托尔森或胡佛的材料，它们通常都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

作为我的一项工作，在上午十一时三十分至十二时之间，我要向托尔森全面汇报局长采取的每项行动的进展情况，他们总是在十二点整准时开始共进午餐。胡佛希望托尔森能充分利用这片刻时间谈谈行动的进展情况，这是他们餐叙的一部分。

新的工作还需要我周六加班，胡佛和托尔森周六或周日很少到办公室，但局长想随时了解情况。犯罪活动从来没有一天会停止的。我周六不得不在上午十一点前赶到办公室去审阅积压的材料，并确定哪些应送给局长，哪些则可以等到周一上午。我通常会加些说明和介绍。审阅工作通常会花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我会将文件放进“袋子”（一个旧而破损的公文包）里，然后交给甘迪小姐，经她转给汤姆·莫顿，再由莫顿驱车将其送到局长家中。胡佛周六将材料浏览一遍，然后在周日认真地细看。每个周一的上午，附有批语和指示的材料就会从局长办公室拿回来。

对于托尔森，我得为他拟定所有高层人员的晋升和调动推荐信。我在监察处负责人的位置上工作了六年，大多数分局主管、助理分局主管和那些适合提升到相应位置上的人都或先或后为我工作过。托尔森对我很信任，所以会不加迟疑地接受我的推荐信和安排。他经常生病，在其身体欠佳的那些日子里，我就代他行使职权。

胡佛从来没有与我谈过托尔森迅速恶化的健康问题。尽管托尔森的思维依旧敏捷，但他已经没有充沛的体力来支撑日复一日的工作。他经常不来上班，由于眼睛的视网膜问题，阅读文件变得困难起来。很明显，对我而言，我的擢升并不仅仅是制约沙利文的一种手段。有人不得不着手接替托尔森的职位了。

我在一间鸽笼式的四室套办公室里占了张桌子，办公室陈设简朴，托尔森和他的五名工作人员平时就挤在这里办公。会客室那长而高的墙壁上除了几张小图片外，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