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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令我感到吃惊和不快。我与克兰丁斯特的接触很频繁而且相当友好。我丝毫没有察觉到我遭到了对方的怀疑。我感到内心里一股怒火在升腾，但是我仍然很感激格雷对我表现出来的支持。格雷继续说道：“我告诉克兰丁斯特，你我共事多年，你十分能干，我相信你绝对是忠诚的。我告诉他我不会让你离开联邦调查局的。而克兰丁斯特则对我说，‘帕特，如果你能够听我的，我将感激不尽’。”

我吃了一惊，我不想因为我而妨碍格雷被正式提升为联邦调查局局长。我说道：“我绝不想因为我的原因而导致你无法被提名为局长，那样我会深感愧疚。我已经在考虑退休，但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迫于压力而离开联邦调查局的。如果能把我作为一名分局主管调到西海岸去，我将很乐意接受这样一种安排。”

水门事件（4）

“不。”格雷说道，“我不会那么做的。你在联邦调查局工作了多少年了？”

“三十一年了。”

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不会这样对待一个为了国家和联邦调查局服务多年，能干而又忠诚的人的。”

我很感激帕特·格雷能够这样说。

很久以后，我得知白宫曾经多次对克兰丁斯特抱怨说我就是那个“深喉”。尼克松的白宫幕僚从没有任何人曾告诉我，为什么他们将我视为主要的怀疑对象，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的推理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觉得我对格雷担任代理局长心存嫉妒。他们认为我在联邦调查局身居高位，可以接触到有关水门调查的所有信息，然后再将这些信息透露给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以此来打击格雷，这样也许会导致格雷被撤职，从而使我自己能够得到提升的机会。此外，对于白宫提出的要求，我认为实属不当，因此也没有予以配合。我估计在白宫幕僚那里，我恐怕已经被贴上了“抗令不遵”的标签了。

的确，在胡佛病逝之后，我很希望能够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但是如果说我对格雷心存嫉妒，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格雷的任命已成定局的时候，我便已下定决心，为了联邦调查局，我将尽我所能地协助格雷做好工作。

在水门事件的调查过程中，我的确曾经与鲍勃·伍德沃德碰过一次面。他想和我约谈，于是我便在9月里挑了一天和他会面。为了防止我的话被错误地引用，我让我的助手，监察员沃森·坎贝尔和我一起参加会谈。然而伍德沃德采访我并不是为了探询什么消息。他理解我所处的位置：作为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的负责人，我不能泄露任何有可能会损及犯罪调查的信息。伍德沃德只是想向我确认他和伯恩斯坦业已收集到的一些信息的真实性。他让我告诉他哪些信息是正确的，而哪些则是错误的。在这次会谈中，我对一些在公共记录中便可以查到的信息进行了确认或者否认，仅此而已。

那时，我没有告诉伍德沃德，其实我们对于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正日益感到担忧。经过两个月的全国范围的调查，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来起诉那几个盗窃犯。但是司法部却越来越不愿意授权我们对一系列业已发现的、违反选举法的行为进行广泛追查，其中包括尼克松竞选特工唐纳德·塞格雷蒂对民主党所施展的那些肮脏把戏。我们小心谨慎地试图在内部备忘录中将我们的不满清楚地表现出来。例如，在一份备忘录中我们便提请全局注意：报界已经断言审计总署怀疑尼克松竞选委员会有违反《竞选资金法》的行径。我们随之指出：“直至今日我们依然没有受到司法部的任何指令，来对审计总署的有关报告中涉及的问题进行调查，”并强调说：“对违反《选举法》的行为进行调查……必须得到司法部的特别指令才可以开展。”在另一份备忘录中，我们几乎是在恳求“水门”检察官，即联邦助理检察长厄尔·希尔伯特，让我们展开更大范围的深入调查。为此我们写道：“鉴于联邦助理检察长希尔伯特对联邦大陪审团的证词做出的详细评论，对起诉所做的准备以及将会有更多的证人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为此我们预计希尔伯特将会要求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

但是我们的希望破灭了。我们试图超越对水门窃案的调查，而扩展为对一系列违反《选举法》行为的调查，但是却屡屡遭到挫败。随着我们的不满日益加剧，我开始考虑如果某个负责任的媒体能够通过运用公众压力，迫使白宫做出澄清，我们也许便会扭转这一局势。如果不会引起其他不良后果，那么这样做将会使开展调查的速度加快。从一开始我们就能发现，白宫一直在竭力掩盖其对水门事件的介入。如果我们这些联邦调查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