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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罗威茨好像没有听到我说的话一样，语气冰冷地继续说道：“你的确做过某事却作证说自己忘记了，这就是做伪证。你这样做使我别无选择，只能起诉你犯有伪证罪。”

我并不怕他的恐吓，说：“我愿意接受测谎仪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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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说谎”（2）

霍罗威茨语带嘲讽地说：“由你们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来进行测谎，能有什么用处？”

“联邦调查局早已经不再使用测谎仪了，你可以让你们自己人来操作。”

他站起来说道：“我不相信测谎仪的作用，无论是由谁来进行测谎。”尽管我一再坚持要求进行测谎，他却毫不理睬。

回到陪审室之后，他再次询问我那些关键的问题，而我的回答则又令他感到十分不满。最后他跳起身来告诉我，我将遭到起诉。他把我送到门口，临别之际告诉我：“以后我会再找你的。”

四个月后，特别检察官再次找起了我的麻烦。6月初，我接到了从联邦调查局打来的一个电话。局里希望与我约谈，以便调查联邦调查局的有关信息被泄露给《纽约时报》的问题。1974年6月13日，主管探员安杰拉·兰诺和乔治·米德勒来到我家找我。我此前并不认识兰诺，但是我知道他正在华盛顿地区分局负责配合对水门事件的调查。

一见面，兰诺就告诉我约谈地点不是在我家里，而是选在了我家旁边的一所假日酒店。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谈话将被秘密监听。我本想拒绝，但是最终我同意了这一安排，因为将我们的对话真实地记录下来也许对我有利。作为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我本来以为出于礼貌考虑，他们会在局长凯利的办公室与我约谈，但是也许特别检察官认为如果将我置于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会更容易屈服。

我还没有在酒店房间里坐下，兰诺便向我宣读了我所享有的宪法权利。他把一张表格放在我面前，让我签名，以示一切都符合法律程序。我连看也没看，就在上面签下了我的名字，这令他感到很不满。我强压怒火告诉他，对于这套程序，我经历的次数之多超乎他想象。这令我们之间的谈话从一开始就不是很愉快。

我问兰诺，这次调查是联邦调查局内部事务，还是特别检察官交待的任务。“完全是监察处的内部事务，”他说道。但是当我听到他所问的那些具体问题时，我坚信他是奉特别检察官之命而来，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我向大陪审团撒了谎。

由于在1972年总统大选过程中涉嫌舞弊而被联邦调查局约谈的唐纳德·塞格雷蒂告诉探员说，《纽约时报》驻华府记者约翰·克鲁森曾经与他联系，并向他出示了许多联邦调查局文件，塞格雷蒂对部分文件的内容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份文件就是2月26日备忘录的复印件，而这也正是霍罗威茨千方百计让我加以回忆的那份文件。我向兰诺和米德勒重复了我曾对霍罗威茨和大陪审团说过的话：在我第一次到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接受约谈之前，我这份文件没有印象。

我曾经接到过克鲁森打来的一个电话，内容涉及基辛格实施电话窃听一事，但是除了拉克尔肖斯已经公之于众的有关信息之外，我没有告诉他任何东西。我从未将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交给过克鲁森或是联邦调查局之外的任何人。但是兰诺对我加以质询的目的很清楚，那就是希望我承认在霍罗威茨将2月26日备忘录拿给我看之前，我的确曾经见过这份文件。那样我就将因伪证罪而遭到起诉，或是被迫提供对格雷不利的证词。

在此次约谈之后，我想对我的这种折磨应该结束了。但是在1974年11月中旬，《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却开始在报纸的头版报道我向克鲁森泄露内幕消息，并且正在接受“调查”。1975年，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助理曾分别与我约谈——却徒劳无功，而且令人愤懑，因为对于我所说的话，他们对绝大部分内容都置之不理，而对少部分内容断章取义地加以曲解。

此外，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对局里高级领导的腐败和滥用职权问题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也约谈了我两次。我承认曾经参加过几次由联邦调查局公款支付的宴请，并拥有英国军情五处、以色列情报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特殊分部所授予的荣誉头衔。我还“供认”联邦调查局的展示科曾经为我制作了一些镜框，用于将胡佛、司法部长等人的照片悬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你在说谎”（3）

最后，众议院政府行为委员会的助理也与我多次约谈，目的是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