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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间为伙伴，被侵略的国家没有权益。日本人在惊惶间被武力轰开了国门，举目望国际形势，却只见侵略与被侵略，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摆在日本人面前的似乎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侵略他国，要么被他国侵略，而“脱亚入欧”似乎也成了必须之道。甲午战争的胜利，让日本更加坚定了侵略以强国的路线，在此后连绵不断的侵略战争中，日本的大国心态不断“膨胀”，为无数人带来巨大灾难，最终像一个吹过了头的气球那样，轰然破灭。日本后来的军国主义的种种理论很多都能在19世纪后期的日本思想家这里找到渊源，这些思想家们预见到，并也一度看到成功的“膨胀”，遗憾的是，他们却并没有料到“膨胀”破灭的结局。

四、知识分子对日本天皇体制的推力（1）

在游历欧美的过程中，德富苏峰充分了解了西方社会的实力和权力现状，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西方国家凭“实力”说话的现实。“强权即公理”的思维模式给德富苏峰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增强了他向权力靠拢的决心。在回国后不久，德富苏峰在权力的引诱下放弃了“道理”，走向了依附“权力”之路。

知识分子的人格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文化的转型，知识分子人格变化的错综繁复使文化转型也变得步履维艰。

日本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日本知识分子对日本的发展方向有着不容小视的影响力。从人格角度出发，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可分为独立型、依附型和人格断裂型三种，德富苏峰是近代日本人格断裂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人格在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转换极其复杂，而且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德富苏峰人格的转换也刚好映射出近代日本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

明治初年德富苏峰深受欧美自由思想的影响，一直主张自由民族、平民主义。到了明治中后期，他的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转向了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从一个相对独立的舆论记者变为一个政客，和日本内阁关系亲密，松方正义内阁、大隈重信内阁和桂太郎内阁都曾经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德富苏峰政治主张和身份的变化归根结底源于其人格的断裂。进入大正时期，敏感的德富苏峰感觉到社会价值观日趋多元化，但是由于其社会观和道德观的局限，他把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理解为大正时期国民的精神危机，并试图以“皇室中心主义”整合国民的思想意识，以求达到“举国一致”，希望日本成为统领世界的国家。大正时期以后，德富苏峰身上便再不见独立文人的影子，他唯皇室和军部之命是从，为他们说，为他们写，为他们歌功颂德，教化百姓。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形成也有他的“贡献”。因此，后人曾这样形容他反复曲折的一生：断裂——试图整合——整合失败——彻底断裂。

明治二十年代初期，德富苏峰受欧美先进文化影响，积极主张“欧化”和“平民主义”，并得到了思想界和言论界的高度关注。但是在甲午战争前后，德富苏峰的主张开始向国家主义、权利主义和帝国主义转变。他认为甲午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打击世界上的愚昧，把文明传到野蛮的社会中去，之所以采取战争这种形式也是日本对外开放的需要。1894年德富苏峰发表的《大日本膨胀论》中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日本对清朝所采取的态度，以及采取“征清”行动的原因。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征清”是为了大日本的膨胀，为了扩张就必须征清。这一观点让我们也看到德富苏峰是支持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的，也表明了其思想已经转向了帝国主义。

1893年，日本主张对外强硬外交论的反政府联合派爆发了“严厉取缔条约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德富苏峰高举争取“自主外交”的大旗积极响应。对“国民精神”与“平民主义”，德富苏峰也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在国民意识的支配下，除了国民，任何其他势力都不复存在。国民精神，与国民共同经营、管理国家的国###动都是平民主义的表现。通过《平民主义与国民精神》一书，他完成了“平民”与“国民”概念的偷换和融合，也实现了从“平民主义”到“国家主义”的过渡。主张“平民主义”、远离权势的德富苏峰在1897年就任松方正义内阁的内务省敕任参事官，开始向政治靠拢，因此被人称为“变节汉”。

德富苏峰思想的转变导致了他人格的断裂。自担任参事官起，德富苏峰便与政界保持着暧昧的关系，从独立的舆论记者发展成为“御用记者”，1890年由他创办的《国民新闻》也成为“御用新闻”。为自己的变节，德富苏峰进行了辩护，在《时务一家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