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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设“分社”的目的，为日本殖民统治在朝鲜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

1913年，寺内正毅与德富苏峰就《京城日报》的组织形式签署了《有关合资公司京城日报社合同书》。合同中规定了报社的经营形态为股份公司，总资金为7万元，其中由德富苏峰出资1万元，寺内正毅出资6万元。由此可见，由德富苏峰出面经营的《京城日报》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总督府，资金上的依赖就导致了德富苏峰人格上的依赖，进一步加强了报社与总督府之间的关系，为《京城日报》成为统治工具，德富苏峰成为殖民打手奠定了基础。自此，德富苏峰频繁来往于东京和汉城之间，从事报业的政治活动，为日本政府效力。东京的《国民新闻》不再是“推翻藩阀统治”的有力武器，德富苏峰将其作为政府的机关报为政府辩护，朝鲜的《京城日报》则成为总督府的机关报对总督府负责，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辩护。

在日本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富苏峰与当时《京城日报》的社长阿部充家联手，以东京的《国民新闻》和朝鲜的《京城日报》为阵地加强了战时的报道体制。在日本是否与德国开战问题上，《国民新闻》认为日本完全有实力与德国一战，并积极地予以支持。国民新闻社的常务理事给京城日报社社长写信中也提到，在战争已经波及到东京之后，日本出动3个师，其中2个师团被派往青岛，1个师团被派往中国的北京、天津、广东、福建以及长江流域，国民新闻社主张发行新公债来支持日本军队的出征。作为创办者的德富苏峰时刻掌握着国民新闻社的政治方向，由此可见德富苏峰也是支持日本参战的。青岛陷落，日本占领胶东地区之后，阿部充家派《京城日报》记者前往青岛，并指出如果以记者的身份不能进入青岛，就以少将随从的身份进入青岛。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不允许通信，就派人到青岛地区做实地考察，将日本对青岛的整顿情况记录下来，等允许通信之后再发回京城日报社，这样京城日本社才能及时掌握前线动态，在报道上占有优势。京城日报社将报社的兴衰与殖民统治者的具体经营活动联系起来，使自己在信息的获取方面优于其他报社。《国民新闻》和《京城日报》的类似做法，将其联合报道的帝国主义侵略色彩也显露出来。《国民新闻》对战争的支持，与京城日报社的合作都表现出德富苏峰人格的断裂。

1911年，第二次桂太郎内阁成立之前，德富苏峰成为贵族院议员，直接参与到了权力中心，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德富苏峰与桂太郎关系密切，被称为桂太郎的侧近，曾经在舆论上多次支持桂太郎。在以后的诸多著作中也表现了德富苏峰的政治立场，他从来都是把桂太郎定位第一，将《国民新闻》定位第二，《国民新闻》成为桂太郎政治立场的扬声器，德富苏峰成为桂太郎的发言人。

在桂太郎内阁下台之后，德富苏峰继续向政治靠拢，处处为内阁辩护。1916年，寺内正毅内阁成立，当时的很多家报纸联合批判寺内正毅内阁的成立是历史的倒退，是“官僚阀族”的再现，并积极要求实行宪政。在多家报纸的反对声中，《国民新闻》积极发挥政府机关报的作用，为寺内正毅内阁辩护，称只有天皇才能任命首相，是否实行宪政也是由国民做主，政党不是国民唯一的代表者。很明显，德富苏峰是利用了天皇的权威来压制反对寺内正毅内阁的呼声，让寺内正毅内阁的成立趋于合理，这也表现出他回归儒学的一面。

大正中后期，德富苏峰与寺内正毅断绝了关系，开始集中精力撰写《近代日本国民史》。这一时期德富苏峰人格断裂的表现已经从靠近政治、积极从政发展到对国民进行教化，将它的“皇室中心主义”和“国家认同”观念传递给国民，将国家推向战争。

四、知识分子对日本天皇体制的推力（4）

整个大正时期，德富苏峰的人格断裂特点就是直接参与并策划了殖民统治的新闻政策，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者。通过与藩阀势力的合作，其政治立场与内阁立场保持一致，他直接参与政权，利用传统儒学为内阁进行辩护，利用“皇室中心论”教化国民。

昭和初期，德富苏峰继续用“皇室中心论”和“国家认同”理论教化国民，并通过著书和演讲等活动宣传自己的主张。1936年，德富苏峰担任了大日本国史会的会长。1938年，发表《皇道日本的世界化》和《明治维新与国民精神》鼓吹“皇室中心论”。次年出版了《昭和国民读本》，重新阐释了儒学，并宣扬对外侵略扩张。之后，他还和头山满、松井石根向近卫文首相提交了《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