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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思想也随之被割离。

1896—1897年，德富苏峰出版了《将来之日本》和《新日本之青年》，标志着青年期德富苏峰思想的形成。1916年，德富苏峰对这两本书进行了增订和修改，写成了《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这一事件说明德富苏峰思想发生变化的事实。日本学者隅谷三喜男归纳了德富苏峰思想变化的过程和特点：如果把甲午战争前后的思想转变看作是德富苏峰思想上的第一次变化的话，那么《大正的青年及帝国的前途》则是其思想上的第二次变化。这两次的变化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次变化时德富苏峰的思想虽然转变为提倡“军备社会”，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平民主义”、“生产主义”与“和平主义”；但是第二次变化时德富苏峰的思想已经完全背离了他的出发点，彻底抛弃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在这两次变化之后，德富苏峰便开始回归传统思想，企图从传统的儒学思想中找到整合国民精神的动力，并“恶用”传统思想宣传对外扩张，在其教化下的国民走向了战争的深渊。

直到二战结束，德富苏峰都是利用儒学为思想工具充当政治体制与制度体系的中介物来发挥他在政治领域中的作用的。

德富苏峰的思想对当时的日本国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其“皇室中心主义”、“忠君爱国”、“大日本膨胀论”、“国民主义”的鼓吹下，日本国民开始以“大国民”自居，纷纷响应政府号召，为日本军力的发展出钱出力，呐喊助威，从此日本落入了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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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想知识分子的“民本主义”（1）

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意志，“国家魂”必然生存在多数人的共同意志之上。个人意志和“国家魂”两相作用，国家魂总要透过个人意志、团体意志表现出来，国家魂是凌驾于君主贵族意志之上，是一种民族精神。国家魂伟大，民族才能伟大，国家魂萎靡不振，民族也必然衰颓。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嘉仁天皇继位，日本进入了大正时期。从表面上看，大正时期相对稳定，此时的日本早已不是明治初年那个脆弱、落后的国家，对外战争的接连胜利，让它格外自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大量的欧洲人涌向日本，他们为日本带来了财富，也为日本带来了民主自由的气息。

但大正时代又隐藏着动荡和不安，日本已经完成了近代化改革，有实力和那些西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一较高下，但它要向何处发展，是否能够应对危机四伏的国际形势，依然困扰着每一个人。夏目漱石在小说《心》中感叹，明治精神发于明治天皇，也终于明治天皇。受明治精神影响至深的日本知识分子突然感觉到迷茫，不知该何去何从。

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知识分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单纯的埋首于学术，探究“普遍性的永恒性的问题”，不问世事，超然于时代；一种是满怀热情地投身时代，融入社会大环境。而他眼中最为理想的知识分子既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又不会被政治淹没。他要关心现实社会，要具备知识分子特有的专业性；他可以参与政治活动，但不能成为政治的一部分，丧失人格、思想的独立。既不刻意参与政治，又不刻意和政治隔绝开来的苏格拉底，就是他心目中理想知识分子的典型。

在平静地酝酿着大动荡的大正时期，日本就不乏这样的理想知识分子，吉野作造就是其中之一。他一方面关心政治，关注着国家的发展走向，一方面又十分小心地保护着自己的独立性，避免牵扯到复杂诡变的政治权力斗争中。他游刃有余地在“政治”内外穿梭，深入到它的内部去了解它，又站在它的外面审视它、分析它、引导它。

“民本主义”是大正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政治理念，它的主倡者正是吉野作造。吉野作造同意他老师小野冢喜平次的观点，认为政治绝不是少数“为政者之术”，它事关所有国民，为全体国民所有。他将日本置于大的国际环境中思考，对日本天皇至上的政治结构不满，并力求改变这一状况，在日本推行宪政，希望“以民为本”的理念能够渗透至日本政治的方方面面。

“政治体系”是政治学的核心，也是吉野作造“民本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政治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好比一个大型工厂，需要厂房——“环境”，有原材料的引进——“输入”，要制造产品——“转换”，将产品卖出——“输出”，还要征集消费者意见——“反馈”，只有每一步的工作都做到位了，才能运转自如。若要落实每一步的工作就必须要有完备的制度——“政治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