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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在殖民政权下，对金钱的重视不断膨胀，翠的父亲王福，把女儿看做摇钱树，认为可以像商品一样的买卖。翠害怕她的父亲某一天在酒醉之后把她卖给有钱人家，完全不考虑她的感受和幸福，翠明白穷人家的姑娘嫁到有钱人家去只能受歧视，她希望嫁给穷人过小日子。孙玲的继母因为经济的动荡，更迷信银元的实力，政府要求百姓把银元换成纸币，使继母失去了管辖家族的实力。“满洲国”经济和道德的沦丧影响了女性。玲和翠的命运反映了“满洲国”妇女的处境。玲把孙家看成是监狱，她梦想去北京上大学学习工程、对国家作出贡献，日本的侵入打碎了她的梦想。翠无情的父亲把她作为商品卖给了三叔，企图转移吞并孙家的财产。《蟹》的结尾，曾经辉煌的孙家溃败了，在女人们的争吵中结束。三婶误认为是奶奶怂恿三叔娶小老婆。富有的孙家甚至不能熬过日本几年的占领。《蟹》对“满洲国”的描绘是清晰的，反映了梅娘自己的亲身体会。

三、结尾

《蚌》、《鱼》、《蟹》表现的主题强调了梅娘要的“暴露真实”，暴露日本占领下男性中心社会对妇女在教育、在就业、在家庭中的种种限制。她倡导女性追求事业、选择自己的爱情。《鱼》和《蚌》中的两位主人公都说宁愿去做妓女也不愿意接受一桩强迫的婚姻。梅娘作品中生活在日本占领区的女性没有任何权利，但她们并没有沉陷于循规蹈矩，而是积极地与压迫她们的命运作斗争。她得到了读者的喜爱而避开了殖民社会的钳制。她公开批评殖民生活，而她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有效地掩盖了统治者对她作品政治内涵的察觉。她没有受到日本人的迫害，反而得到了日本文化人的高度评价。因为妇女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殖民地社会，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丁玲就写下了《三八节有感》。对保守的儒家思想的批判，跨越了政治界限，得到了殖民统治者的宽容。

梅娘的殖民地时期的就业，应该是有她的双重目的，既提倡妇女自主自立，也养活了自己。她编辑《妇女》杂志，写了几部小说，这一连串成就都在她25岁之前完成。不幸的是，这却为她以后的30年悲剧做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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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序：评说梅娘（4）

1945年，梅娘一家回到了东北故乡；1948年，移居上海又去了台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梅娘夫妻决定回大陆，参加建设满目疮痍的祖国，可悲的是，柳在回归途中，遭受沉船遇难。梅娘的心碎了，把他们的两个女儿和腹中的胎儿带回了祖国。

20世纪50年代，梅娘和大部分曾经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一样，被定位为“汉奸文人”，他们经受了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1957年被划为右派及间谍嫌疑。对于梅娘来说：那个时代是在监禁和强迫劳动中度过的。在漫长的艰苦生活中，梅娘的家庭进一步瓦解，二女儿和儿子相继夭亡。1978年，随着“文革”时代的结束，对沦陷区作家重新评价，梅娘赢得了正面的关注。

梅娘的文学传奇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无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做了真实的描写，梅娘的作品代表了1930年到1940年的中国妇女的声音。也许，今天看上去，她的作品只是一种朦胧的女权主义，但是在30到40年代期间，她的作品促进了妇女解放。

梅娘的传奇在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评价。

2004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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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语境下的南玲与北梅（1）

——试比较张爱玲、梅娘的文学创作

文／阿洁

1942年，北平（北京）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曾联合发起一次“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结果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并列榜首，成为众望所归的两位女作家。从此以后，“南玲北梅”之说不胫而走。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南玲”与“北梅”都经受了时光的磨砺和淘洗，她们的命运有了太大的区别。张爱玲几经沉浮，始终是世界华文文学圈内最受瞩目的女作家。而梅娘虽然从50年代初销声匿迹，但近年来，又开始被人注意。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梅娘仍然健在，而且还在勤奋地写作。算起来，梅娘已经82岁了。

梅娘曾经和张爱玲齐名，而后二人的创作道路又有了太大的差异，这中间值得探寻的问题就有很多。比如，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