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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月，清华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其“章程”阐明：“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就科目而言，“先开国学一科，其内容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教学采取导师制，“学生研究之方法，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注重个人自修，教师专任指导，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

筹办研究院，以延请名师为要。首届研究生蓝孟博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一文中记述了当时情景：民国十四年国学院成立时，校长为曹云祥，曹是外交官，不懂办学校。他请胡适之订研究制度，胡适之以中国旧式书院及英国学院制，裁长补短而成清华研究院，其主旨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旧学问，专任先生称导师，年青些则称讲师，无教授，亦无校长，只在办公室设主任一人，管理杂事。

制度订妥，曹请胡适之主持，胡说不够资格。胡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和章太炎。于是曹亲自拿聘书请王静安先生，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胡请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王先生没法，只得去了。王国维十六岁读州学，知有新学遂弃科举而精研数理，二十二岁到上海学日、英、德等语，醉心康德、叔本华、尼采之说，后留学日本，二十八岁《静庵文集》问世，三十岁后研究文学，三十一岁学术经典《人间词话》脱稿，三十五岁推出《宋元戏曲考》，中年以后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钟鼎方面成就卓著。吴宓在《自编年谱》中，记有恭请王国维等的经历：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３日，“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７月，拖着辫子的王国维先期到校，为暑期补习学校作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讲演，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在演讲中大胆预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之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原载１９２５年９月《学衡》和《清华周刊》，１９２５年９月《科学》等杂志。　。。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6）

梁启超在应聘前与清华关系已深。梁十四岁中举人，二十二岁随康有为参加“公车上书”，二十三岁参与策划“戊戌政变”，先拥袁后又讨袁，是近代史上知识界一位风云人物。１９１４年冬，刚刚建校三年的清华，１９２５年清华国学研究院部分教师，坐者右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李济，立者三人为助教。（李光谟提供）

便邀请时任司法部长的梁启超到校演讲。梁以“君子”为题，引用《易经》“乾坤”二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勉励学子。此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立为清华校训。“一战”爆发时，梁启超在清华“假馆著书”约十个月。自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日始，梁开始在清华以《国学小史》为总题系统讲学，并于１９２２年２月正式就聘为清华学校的讲师。所以当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２日吴宓持聘书往天津梁启超寓所时，梁理当就聘。

与前两位相比，赵元任颇为另类。他于１９１０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名列第二。在美国留学期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生，先后主修数理和逻辑哲学，１９１８年得哈佛哲学博士。两年后回国，最初在清华教数学。１９２０年，罗素访华，赵元任应邀担任翻译。他一路走去将罗素的讲稿在不同的地区译成与之相应的方言，准确流利风趣，在引人入胜的同时，也引发了自己对语言研究的兴趣，遂于１９２１年秋再度赴美，到哈佛大学教中国语文，同时研究音韵和乐理。１９２４年离开哈佛到欧洲游学，在瑞典时与汉学家高本汉论学，并商谈翻译高氏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他接受清华国学研究院应聘，提出主讲“语音学”、“苏州方言调查”等。

二十九岁的哈佛博士李济应聘，是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的结果。梁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热心考古，却不熟悉现代考古学，他希望清华能开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