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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初中都没有读过。忽然在1945年猛一头栽到正常的中学里去，很不适应，虽然国文和历史的底子打得不错，但是英语、化学、物理都没有底子。学校对我也很宽容，国文和历史两门课给我的自由度很大，可以让我自己看书。还有我们下了学之后，五六个同学组成一组，哪个同学哪个科目特别好，就帮其他同学辅导，互相帮忙。这个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们那时4点半下课，然后就在一起学习，不到6点我们都不回家。当时那些非常好的同学，我们到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前年和去年还进行聚会，不过老友凋落，不及一半，令人感慨。

1948年的年底，我还有半年就高中毕业，那时中国的局势变得非常动荡。作为难民学生，我读了三个月的高三下，那三个月没有读到什么书。第一是生活不安定，二是当时我读的那个学校跟我原来读书的辅仁中学没法比。我的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工作，当时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父亲知道他在无锡留下来绝对不可能，准给干掉。恰好我当时有个姐姐在台北，所以全家的兄弟姐妹从四面八方赶到台湾去了，我也跟随父母在那时到了台湾。台湾本来只有三百六十万人口，突然增加了一百五十万。所以刚过去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在台湾的前十年，基本上都是饿肚子。但是当时我们心里支撑自己的信念就是为了自己的自由。但是在自由和民族之间做出选择是困难的，经历了抗战的那一代人对于民族看得很重，中国这两个字在他们的心里是神圣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台湾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还是中国的地方，还有中华两个字的国号，虽然在蒋家统治下也没有多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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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教育是在台湾大学完成的，最初读的是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本科毕业之后在本校第一次办的文科研究所读的硕士，然后又到美国去读书。这就是我大概的求学生涯，其中最重要的时期就是我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些从国内撤到台湾去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的大教授集中在台大任教。当时台大的校长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手下考入台大的。现在想起来，这是一种幸运的机缘：当时台大学生人数少，好的老师很多，这样让我可以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这样的背景让我日后的历史研究跟其他的同行不太一样：我关怀的范围很宽，不单单在历史一行之内，而是同时兼跨了几个门道——比如说，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我后来出国到芝加哥大学去，芝加哥大学也是很奇怪的学府，她不大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我选课的范围也比较宽，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这让我跟别的同行比起来在专精程度上感到很惭愧，要说终身做的比较集中的一件事，那就是上古史。　。　想看书来

许倬云：平生所学 未负师友（2）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跟台大那些老先生们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我在台大的时候，跟李济先生学的考古学，跟李宗侗玄伯先生读的是古代社会，跟董彦堂作宾先生学的是商周的甲骨文……当时我跟这些老师的联系相当密切，不单单可以在课堂上承教，还可以到他们的研究室随时请教，有些不愿意出门的老先生，就让我们到他们家去讨论问题。因为我走路不太方便，李宗侗先生就找个三轮车让人把我推过去。他讲的古代社会不是讲中国古代社会，而是把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跟中国古代社会串通在一起讲，师生俩一起上课，根本没有上下课的概念。我跟董作宾先生读书，一对一，也没有上下课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么是下课时间，一讲一个下午，饿了，买几个包子，一个人一半。到了他讲不来的课，他就找朋友来教我，比如说年历学，教到后来他说他讲不来了，就找了一个朋友教我。这些大概都是现代的大学生很难碰到的。

对我一生学科选择影响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我的中学是在无锡读的，无锡的学术气氛很好。我所在的辅仁中学，规模不大，但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很融洽，除了上课，老师们经常会让我们看很多课外的东西，在那时我对于历史就比较感兴趣。到台大之后，我本来考进的是外语系。但是不到两三周，傅斯年校长找到了我，因为我的入学考卷给他的印象很深。考卷的内容不好意思说，数学是满分，国文卷子和历史卷子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校长那里，所以他对我有印象，找到我之后傅校长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你应该读历史系。”我在台大上到二年级没有多久，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傅先生又把我找过去，